❶ 中美貿易戰的開始與到現在為止的情況，最好有往期新聞
美國歷史上曾5次對中國發起「301調查」，基本都是同樣的結果。但此次中美貿易戰，美國總統特朗普採取了不同於往屆美國政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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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Wind金融終端APP
2010年美國曾對中國發起「301調查」，而此輪調查則始於2017年，恰逢「七年之癢」。
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22日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來自中國的600億美元（約合3800億元人民幣）產品徵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
3月23日，商務部表態稱擬對自美國進口的30億美元產品加征關稅。
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美國總統特朗普3月22日簽署總統備忘錄，依據「301調查」結果，將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大規模徵收關稅，並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並購。特朗普在白宮簽字前對媒體說，涉及征稅的中國商品規模可達600億美元。
對此，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回應稱，中方不希望打貿易戰，但絕不懼怕貿易戰，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任何挑戰。如果美方執意要打，我們將奉陪到底，並採取所有必要措施堅決捍衛自身合法權益。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就美301調查決定發表談話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貿易戰，但絕不害怕貿易戰；任何情況下，中方都不會坐視自身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已做好充分准備，堅決捍衛自身合法利益；有信心、有能力應對任何挑戰；希望美方懸崖勒馬，慎重決策，不要把雙邊經貿關系拖入險境。
商務部條法司司長陳福利則表示，下一步將密切關注301調查有關進展，一旦美國有關措施實施，中國會堅決出手。
此外，中國商務部3月23日早間發布了針對美國進口鋼鐵和鋁產品232措施的中止減讓產品清單並徵求公眾意見，擬對自美進口部分產品加征關稅，以平衡因美國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加征關稅給中方利益造成的損失。其中計劃對價值30億美元的美國產水果、豬肉、葡萄酒、無縫鋼管和另外100多種商品徵收關稅。
該清單暫定包含7類、128個稅項產品，按2017年統計，涉及美對華約30億美元出口。第一部分共計120個稅項，涉及美對華9.77億美元出口，包括鮮水果、乾果及堅果製品、葡萄酒、改性乙醇、花旗參、無縫鋼管等產品，擬加征15%的關稅。第二部分共計8個稅項，涉及美對華19.92億美元出口，包括豬肉及製品、回收鋁等產品，擬加征25%的關稅。
一方面，美國本身也會遭到重大的經濟打擊，根據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測算，即使發生短暫的貿易戰，美國私營領域也將失去130萬個工作崗位，占私營領域總工作人數的1%。另一方面，美國總統的最大許可權只能在150天的期限內，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不超過15%的關稅，國會對於15%以上的關稅提議具有否決權，而國會和商界的關系不可忽視。作為美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可以憑借對從美國進口的農產品、機電、航空器等行業的貿易反制，擁有與美國談判的地位，這些貿易反制可能使得關稅提議遭到來自美國商界的反對。
中美如果發生貿易戰，其實都不是以單純的貿易保護為目的，特朗普希望如果提高關稅逼迫人民幣升值或高端製造業迴流，中國貿易反制也是希望擁有談判的籌碼換取中國深化改革的時間。正是因為各自的意圖都不在貿易本身，發生全面貿易戰的可能性不高，未來可能更常見的是中美之間局部、逐步發生的貿易摩擦。
對中國影響幾何？
考慮到此次爭端可能最終走向「雷聲大，雨點小」的情況，市場普遍謹慎樂觀。
海通證券表示，無需太過恐慌，市場中期趨勢取決於基本面。備忘錄的焦點在知識產權和高科技領域，近期累積了一定漲幅的科技類股壓力偏大，借機去偽存真，2月以來回調盤整的價值類股，估值盈利匹配度較好。
中金公司同樣認為，積極應對短期可能的沖擊，中長期不必過於悲觀。其報告分析稱，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一定程度上影響投資者從凈出口層面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判斷，尤其在近期對增長分歧較大的時點，對短期市場情緒和風險偏好可能帶來一定影響。中長期的具體影響程度還要視後續貿易戰的廣度和深度來判斷，但考慮當前中國內需的韌性以及較為充裕的政策緩沖餘地，我們認為對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前景及資本市場表現不必過於悲觀，短期市場如若出現連續且幅度較大的過度調整反而為投資者提供了較好的進入時機。
此外，國際權威評級機構也認為這場貿易戰對中國和全球經濟的影響有限。
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惠譽發表最新觀點認為，美國對中國500-600億美元商品加關稅的行動，不太可能對中國或全球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中國能夠解決與美國的關稅問題，但貿易風險將增加。
惠譽表示，600億美元相當於中國對美商品出口總額的2.5%左右，或中國GDP的0.5%，但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會小得多。由於缺乏替代品，這些貨物最終還是會去美國，而其他商品可能會轉移到不同的市場。美國對中國目前500-600億美元商品徵收關稅的措施，對中國GDP增速的拖累不會超過0.1%。
惠譽表示，零星的保護主義措施在近幾個月已經升級為「更具破壞性的貿易戰爭」。目前更大的風險在於美國最終對中國全面徵收關稅。美國佔中國出口總額的近五分之一，相當於中國GDP的3.6%，所以廣泛的關稅可能對中國經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也會因供應鏈的關系在亞洲其他地區造成連鎖反應。此外中美貿易戰也會破壞全球投資者信心。
穆迪則表示，中國企業的評級不會受貿易爭端影響。根據初步評估，美國政府迄今為止宣布的措施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但如果有大范圍的保護主義措施出台，對其評估就可能有變。
穆迪聲明稱，與10年前相比，中國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下降；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也比10年前低很多--2015-2016年平均為0.1個百分點，2005-2007年平均為3.4個百分點。
目前已宣布的行業性關稅不會對中國出口造成實質性傷害，因為這些行業對美國市場出口有限，包括對光伏面板、洗衣機、鋼鐵和鋁徵收的關稅。如果美國大幅擴大關稅范圍並採取廣泛的保護主義措施，負面影響將會更大。
穆迪稱，提高對雙邊而非多邊貿易安排的重視，將對亞洲經濟體構成信用利空。
❷ 新股上市首日，為啥有些是40%，有些是30%的漲幅
新股上市首日漲跌幅不能超過發行價的44%。看好某隻股票就給它更高的估值、這要分析上市公司的價值、成長性等。
❸ 戰略與結構怎麼樣
錢德勒生於1918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哈佛大學本科畢業後到海軍服役5年。此後，他在北卡羅萊納大學獲碩士學位，並於1952年在哈佛大學歷史系獲哲學博士學位。他於1951一196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教書，1963-1971年轉到霍普金斯大學，1971年被哈佛大學商學院聘為企業史教授，在那裡一直工作到近80歲才退休。 熊彼特對錢德勒有過直接影響。1948年，哈佛大學成立企業家歷史研究中心。熊彼特在95年去世前任該中心的高級研究員，而錢德勒和另一位後來成為偉大經濟史學家的蘭第斯(David Landes)則是該中心的成員。這個中心於1958年被關閉，但熊彼特的遺產長存。到1970年初，錢德勒和蘭第斯又雙雙重返哈佛大學執教。 如果說熊彼特提供了一個企業在推動經濟變動方面發揮中心作用的理論框架，那麼，沒有任何一個學者比錢德勒({Alfred D61Chandler, Jr.}為這個框架提供了更多的實質內容。錢德勒是歷史學家出身，他以包含多個經營單位並由職業經理人員來管理的企業(multiunit firms)來定義西方工業國家的現代工業企業。對這種企業產生原因的解釋，發展過程的分析，社會後果的估量，以及對它們在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發展的比較研究，就是錢德勒跨越了半個世紀的學術研究生涯中始終如一的主題。他的研究成果為發展中的動態企業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證據和思想源泉。以下將圍繞著錢德勒的三部主要著作對他的研究作一簡介。 錢德勒在《戰略與結構》中使用的是「多部門」企業（multidivisional firms）一詞，而在《看得見的手》和《規棋與范圍》中使用的是「多單位』企業(multiunit firm)一詞，並以後者定義現代工業企業。顯然，在錢德勒的概念中，多部門企業是多單位企業的一種特殊形式。 錢德勒的這三本書都是巨著:《戰略與結構》 462頁，《看得見的手》608頁(中譯本760頁)，《規模與范圍》860頁(中譯本1140頁)。以本文的篇幅來介紹這三部著作，當然難免粗略。為避免翻譯錯誤，本文的引用全部由作者譯自英文原著。 戰略與結構:組織創新的動態框架 錢德勒的第一本書是發表於1962年的《戰略與結構:美國工業企業史上的篇章》( Chandler 1962 )。這本書的主題是美國大企業的成長以及它們的管理組織結構如何被重新塑造以適應這種成長。 當錢德勒開始研究美國企業組織的結構變化時，他發現自20世紀初以來，最大企業的組織演變的主要特徵是越來越多的企業採用多部門的組織結構。在這種組織結構下，公司的總辦事處(the general office)計劃、協調並評估若干分部(即事業部)的工作，並向它們分配必要的人員、設備、資金和其他資源;負責分部的執行經理把處理一個產品主線或服務所必要的職能管理置於自己的統轄之下，每個執行經理都要對他的分部的財務結果和市場成功負責。這就是事業部制或所謂的M型組織結構，它被美國企業界習慣地稱為「分權」的結構。因此，美國企業如何從原來的直線職能結構向多部門結構轉變，就被錢德勒定義為大企業成長過程中組織轉變問題的焦點。 歷史上，最先發明了多部門結構的公司是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標准石油（埃克森）公司和零售商業的西爾斯公司。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車公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開始發展它們的新結構的;新澤西標准石油公司於1925年開始重組，而西爾斯公司則開始於1929年。不僅如此，這四家企業的管理者是在相互獨立並獨立於其他企業的條件下分別開始發展他們的新結構的。他們之間沒有模仿。每一個企業的領導人都認為他們當時所面臨的問題是獨特的，而他們各自的解決辦法都是真正的創新。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的創新變成許多美國企業實行類似轉變的模式。正是由於這些原因，錢德勒在此書中選擇這四家企業作為主要案例來研究向多部門組織結構轉變的原因和過程。 毫無疑問，轉向這種新結構的決策是由企業管理者做出的。但歷史經驗表明，除非受到最強大的壓力，管理者很少會改變他們日常的慣例和權力地位。因此，創造新組織形式的決策取決於管理者如何意識到企業面臨的緊迫需要和機會，而他們的相應決策就是一個戰略問題。於是，錢德勒提出一個戰略與結構互動的分析框架來研究戰略決策導致組織結構變化的過程。戰略被定義為「企業長期基本目標的決定，以及為貫徹這些目標所必需採納的行動方針和資源分配」。結構則被定義為「為管理一個企業所採用的組織設計」。基本的假設是結構跟隨戰略，因而所研究的中心問題就是：在什麼樣的條件(壓力和機會)下所產生的企業擴張戰略導致了多部門組織結構的出現？為此，錢德勒在本書第二至第四章以案例研究的方式分別對四家先行企業：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標准石油公司和西爾斯一羅巴克公司的經驗進行了詳細的敘述和分析。 戰略與組織結構的互動 美國這四家先驅企業的歷史經驗表明，擴張戰略必須有相應的結構變化跟隨。根據錢德勒的分析，多部門結構是在企業規模擴大，積累了相當資源，並經歷了早期合理化之後，向新的產品和地區市場擴張時被採納的。創造新的組織結構的真正原因並不是企業規模本身，而是在多樣化擴張戰略下，當企業開始在若干不同的地區市場或若干相關的產品市場上運營時，高級管理人員要做出的決策的多樣性和復雜性不斷增加。錢德勒把管理決策分為兩種:關繫到企業長期增長和健康的戰略決策和關繫到使企業平穩高效運轉的日常活動的戰術決策。多部門結構成功的基本原因在於，它把對整個企業命運負責的高層經理從日常的經營活動中解脫出來，從而有時間、信息甚至心理上的義務感去做長期的計劃和評估;同時，它把日常管理的責任和必要權威置於在明確規定的市場上運營的事業部的總經理手中。這就是使美國大企業的決策程序在實踐中表現出這樣的結構特徵:在日常運營的層次上(事業部以下)，管理決策由經營單位的行政首長個人負責(盡管他可能聽取職能部門專家的建議);在戰略層次上(公司總部)，管理決策更多的是由集體(董事會或執行委員會)做出。因為，企業現存日常經營有更多的慣例可循，它的中心問題是執行，所以必須要有個人負責;而戰略決策考慮的是長期的、更復雜和不確定的，而且不必馬上決定的問題。 多部門結構的產生和擴散是因為它能更有效地協調大規模的生產和分配，所以錢德勒總結說 戰略性的增長來自更加有利可圖地利用現存的或擴張中的資源。如果要有效率地經營一個被擴大了的企業，新的戰略就要求一個新的或至少是重新調整過的結構……沒有結構調整的增長只能導致無效率……沒有(集中的)行政職責和結構，企業中的個別單位……作為獨立的單位無疑可以有效地，或甚至比如果它們是一個較大企業的組成部分時更有效地運行……只要企業負責人不能創造出把若干行政職責有效結合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所必要的行政職責和結構，他們就不能履行其基本經濟職能。 因此，《戰略與結構》一書的中心論點可以概括為：一個企業面對新的機會(進入相關的產品市場和地理擴張)可能會採取一個投資戰略；但這個投資戰略就生產工藝、產品和地理來說目標越是遠大，發展出一個能夠協調投入流量和產出分配的管理結構就越是關鍵；因為只有這種相應的結構才能協調多樣化和復雜化的企業生產過程，從而證明大規模投資的合理性。這個命題在錢德勒的第二部巨著《看得見的手》中被表述為速度經濟是企業存在的經濟原理。 看得見的手：行政協調對市場協調的替代 在發表於1977年的《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中，錢德勒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擴展了他早期的主題，把美國大企業的成長和這個過程的另一方面—即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在企業管理職能上對企業主的替代—綜合起來，定義為管理革命。這個管理革命的結果就是「看得見的手」(現代企業內部的行政協調)在許多方面代替了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市場協調)，成為現代工業經濟中的主要資源分配者。 錢德勒並沒有否認市場對經濟變遷的催化作用——用他自己的話說，「還必須強調、新型經理式企業並沒有取代市場而成為決定提供物品和服務的首要力量」，但「新型企業確實取代了市場來協調和一體化從原材科生產經由若干生產過程到梢售再到最終消費者的物品和服務流量」。 本書的中心問題是：美國現代工業企業出現和發展壯大的原因是什麼?錢德勒回答這本問題的方法是回答歷史問題:這種企業是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如何出現和發展的。根據錢德勒的研究，現代多單位工商企業集中在資本密集型工業中，這種企業在1840年以前還沒有任何蹤跡，它的先驅者是從1850年成熟起來的鐵路公司，在那裡產生了最早的由職業經理所組成的管理層級(managerial hierarchy)；工商業中的這種企業則是1880年以後經由橫向合並和縱向合並發展起來的。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錢德勒把現代工業企業出現和發展的原因歸結為技術。 美國管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三個階段: 錢德勒把美國現代工業企業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790 - 1840年)是傳統經濟階段。在這半個世紀中，在歐洲殖民地基礎上形成的早期美國經濟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協調物品和服務的生產和分配，沒有新建立的經濟制度(economic institutions ) ,也沒有發生工商業經營方式的革命。雖然18世紀末的英國工業革命刺激了對美國大宗農產品如棉花和小麥的需求，一個在1787年憲法下被加強的中央政府加速了全國經濟的形成，但錢德勒否認這些事件對企業的組織結構有任何基本的影響。美國早期企業史的主要發展是由市場擴張而促進的不斷增加的專業分工推進的。在鐵路和電報到來之前，工商業活動繼續由從中世紀以來就廣泛出現的單一單位的企業所主宰。交通通訊太慢、太不規則也太不穩定，無法使高通過量 ——現代工商企業出現的必要前提條件—成為可能。 第二個階段( 1840 - 1880年)，以市場協調和小企業為特徵的傳統經濟的平衡被三項劃時代的技術進步所打破:鐵路、電報和無煙煤的廣泛使用。全國交通通訊網路的完成加速了市場的擴張，蒸汽力取代了風力和畜力。錢德勒特別強調了鐵路對現代企業管理方式的深遠影響：為了安全可靠地運營，鐵路公司是歷史上第一批僱用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理的企業，發展了最早的管理層級。因此，現代工商企業到內戰發生時已在美國的鐵路公司中出現。因交通通訊革命帶來的市場擴張以及生產技術的變化不僅增加了貿易量，而且大大提高了貿易和生產的速度。到19世紀70--80年代，單個工商企業的規模因實行大批量分配和大批量生產已迅速擴大。 第三個也是最具革命性變化的階段開始於1880年左右。到那時，生產企業開始把大批量分配結合進自己的經營過程，現代工業企業—-今天巨型公司的原形—由此而生。這種成長通過兩種途徑迸行。（1）一些小的單一單位的企業直接向前結合，建立它們自己的全國性和全球性銷售網路以及采購組織，並向後結合取得自己的原料來源和運輸設施。(2)其他企業則是先通過橫向合並:許多家族或個人擁有的單一單位的企業合並成為一個全國性大企業，先實現生產管理的集中化，然後再向前和向後結合。美國煙草、麥考密克收割機、勝家縫紉機等企業通過前一種途徑成長，而標准石油、通用電氣、美國橡膠、杜邦炸葯等企業則是通過後一種途徑。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被完成的。管理革命有兩個密切相關的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協調生產和分配上的高通過量的需要促使企業大量僱用職業經理，從而促進了管理層級的發展。第二個方面是產權革命，即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導致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逐漸控制了企業的管理。 這里概括一下錢德勒關於美國企業產權革命過程的論述。美國企業的所有權和管理權是在傳統的單個業主企業向多單位大企業的過渡中分離的。這個過程經歷了若干形式和階段{詳細論述見第十章}:價格的持續下跌在1873年的經濟恐慌後形成長期的不景氣，為應付產量上升和價格下跌，大多數廠商不得不組成全國性的同業公會，縮減生產以維持價格;但同業公會所管理的產業卡特爾因個別廠商的投機行為而無法穩定。其失敗的原因是協議不具有合法合同的約束力，無法由法庭強制執行:為了更有效地控制聯合，托拉斯應運而生，其手段是成員公司把股份轉交給理事會託管(如果是合夥制企業，則必須改為股份公司，以便股份能夠轉讓)並得到等值的信託證券，而理事會有權對加入托拉斯的成員公司做出經營和投資的決策。但托拉斯只是權宜之計，它很快就被國會於1890年通過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宣布為非法。於是，需要把各成員公司合並成為法律所承認的單一實體，這個途徑就是控股公司，它是把經由合法合並的企業聯盟轉變成現代工業企業的第一個重要步驟。錢德勒指出，現代企業高層管理的實踐和程序是從通過合並而成的工業企業中發展起來的(詳見第十三章)。在新的合並企業中，一個家族或一個合夥人集團很少能夠佔有全部擁有投票權的股份。前面已經指出，合並企業中的最後成功者必須實現管理集中化(即建立起管理結構)並超越橫向結合戰略而轉向縱向結合。當這個過程開始後，一方面這些公司為進行改組和統一利用各種設施，不得不通過出售股票籌措資本，使股份的持有更加分散; 另一方面它們所面臨的管理問題也非常復雜，必須僱用大批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理從事高層管理工作。合並企業的管理集中化和縱向結合使美國工業中第一次出現了經理式的企業，這個過程一旦被完成(即過渡到大規模管理型企業)，管理權和所有權之間的分離就擴大了:廣泛持有股票的分散所有者很少有機會參與任何一級的管理決策，而經理當中也只有少數人擁有大量具有投票權的股份。在這個基礎上，幾個創立了新的管理模式的先驅合並公司—杜邦、通用電氣、新澤西標准石油和美國橡股—對財務控制進行了一系列的創新並建立起由各種職能機構組成的公司總部、受過專業訓練的職業經理對企業的實際控制和不可或缺的作用最終導致家族世襲管理方式的廢棄:隨著公司早期領導人的退休，他們的職位被領取薪水的職業經理所取代，而曾擁有企業的一些家族的成員〔如洛克菲勒)甚至都不再列席董事會 (只享受紅利):.因此，美國企業的產權轉移是管理革命的結果，是企業組織形式變化的結果，或者說股份化是這個革命的結果而非原因。 錢德勒關於企業存在原因的理論命題: 錢德勒關於「看得見的手」的主題隱含著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為什麼會有企業，或企業的功能是什麼?當然，錢德勒是從現代多單位企業的特定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的，但他的命題完全可以被一般化。 從錢德勒的論述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出，他認為企業存在的理由是速度經濟。或者說，只有當置於行政協調之下的組織過程比市場交易過程產生更高的物質通過量時，現代意義上的企業才會出現。錢德勒認為:「基本的組織創新是對協調和控制高額通過量的需要的反應。生產率的提高和單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來自通過量在數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廠規模的擴大。這種經濟效益更多的是來自結合和協調通過工廠的物質流量的能力，而不是來自工廠內更高程度的專業分工。」生產上的速度經濟還對企業產生了縱向合並的壓力，因為保持生產過程的高通過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應和產品銷售的穩定。而在集中化管理下的縱向合並導致了現代大企業的形成和管理革命的發生。 錢德勒的論點最可能引起爭議的是他把產生組織創新的原因全部歸結為技術。他的邏輯是，只有技術進步帶來潛在的速度經濟效益時，企業組織結構才會因實現這種效益的要求而發生;正是不同的生產技水使不同的工業有不同的速度經濟，所以現代大企業才會集中於資本密集型工業，而不是勞動密集型工業中。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說，保持高額通過量需要管理結構的協調和控制，但管理控制不僅是技術性的，而且是社會性的。由於錢德勒把勞動問題排除在他的視野之外，他顯然忽略了速度經濟實現過程中的社會關系內容和人力資源的利用問題。盡管如此，把速度經濟而不是交易費用看作是企業存在的基本經濟原理，使他區別於所有新古典經濟理論框架下的企業理論，因為他把企業內部的組織過程和管理活動看做是生產率的源泉。 規模和范圍:企業能力發展的組織基礎 錢德勒的視野在1992年發表的《規模與范圍:工業資本主義的動力》(Chandler 1990)中擴展到了世界舞台。他對以現代大企業為基礎的管理資本主義在三個西方主要工業強權—即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歷史發展進行了比較研究。雖然速度經濟仍然被堅持認為是企業存在的理由，錢德勒在這本書中所用的中心分析概念卻是組織能力 。於是，以世界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的演變為背景，現代管理型企業產生和發展的意義又一次被置於新的框架中加以闡述:向管理型大企業的過渡創造了組織能力的基礎，由此而發展出來的組織能力是企業和一國經濟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和經濟持續擴張的動力，決定了企業和國家的興衰。在本書中，錢德勒比以往更加明確無誤地表述了他的反新古典經濟理論的主題：不是市場塑造企業組織，相反，是企業組織塑造市場。 主要理論命題: 根據錢德勒的論述，19世紀最後的25年中，生產技術的重大創新造成了可以利用由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所帶來約空前成本優勢的潛力。但實際運用這種潛力的關鍵步驟不是發明，甚至也不是技術的商業化，而是投資。正是企業家對大規模生產設施、銷售系統和管理組織進行的互相聯系的三重投資（three –pronged investment），導致了現代大企業的崛起，錢德勒特別強調對管理組織的投資，因為它是使前兩種投資產生預期經濟效益的充分條件。錢德勒指出，當技術和運輸方面的創新為通過利用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獲取空前的成本優勢提供了巨大潛力時： 這些潛在的成本優勢並不一定會被充分實現，除非通過工廠的物質流量能夠被不斷地保持，從而保證對生產能力的有效利用……決定成本和利潤的兩個關鍵數字曾經是（而且現在也仍然是〕額定生產能力(rated capacities)和實際通過量( throughput)，或者說是在一個特定時期內被實際加工的數量……在資本密集型工業中，為保持效率的最小規模所需要的通過量，不僅要求仔細地協調通過生產過程的流量，而且要求仔細地協調來自供應商的投入流量和流向中間商和最終用戶的流量。 然而， 這樣的協調，沒有也確實不可能自動地產生。它要求管理團隊或管理層級的永不中斷的全神貫注於由額定生產能力所衡量的潛在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是生產設施的物理特性;由實際通過量所衡量的實際規模經濟效益和范圍經濟效益是組織性的。這種經濟效益依賴於知識、技能、經驗和團隊合作—依賴於為利用技術過程潛力所必須組織起來的人的能力。 從歷史上看，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中首先進行了這種三重投資的第一批行動者(first movers) ,「不僅是利用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成本優勢的領袖，而且它們在發展所有職能活動的能力方面也具有先行者的優勢」。這種企業一誕生就獲得了強大的競爭優勢，它們所處的工業迅速變成由少數第一批行動者所主宰的壟斷競爭結構。除非有技術上的重大突破，新企業很難進入這些工業。當受到跟進者的挑戰時，「這些先行企業更強有力地為市場份額而戰，並通過職能的和戰略的效率來提高利潤」，「按相關於自己工廠生產能力的需求和競爭對手的價格來定份」。因爭奪市場份額和利潤而被磨練鋒利的管理技能是包括工人技能在內的新型現代工業企業的各種組織能力中最可寶貴約。這些組織能力是高度產品特定和工藝特定的，而且通常決定了少數先行者及其挑戰者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速度『依靠賦予了它們獨特競爭優勢的現存生產設施和組織能力的基礎，這些企業通過利用規模經濟繼續推進地理上的擴張，並通過范圍經濟繼續推進產品的多樣化。這些企業努力利用基於組織的競爭優勢還推動了它們在海外的直接投資。這樣的組織能力不僅提供了企業成長的動力源泉，而且還在國際工業領袖的競爭中提供了導致國民經濟興起和衰落的增長動力。 對美國、英國和德國的比較分析: 堅持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中心作用，錢德勒從三個國家各選取200家最大的工業企業，並通過考察它們從1870-1990年的動態發展情況來比較他提出的「美國競爭性管理資本主義」( competi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英國個人資本主義」(personal capitalism)和「德國合作的管理資本主義」(cooperative managerial capitalism) 美國對於美國，錢德勒的中心問題是：「為什麼美國比歐洲在更短的時間里出現了數量更多規模更大的現代的、綜合一體化的、多單位的企業？為什麼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在美國管理層級的出現變得比其他經濟更廣泛，而所有權和管理的分離變得更分明？」錢德勒再次描述了使美國成為管理資本主義策源地的初始條件：被鐵路和電報一體化的大陸規模的市場，以及鐵路對工業融資和大規模管理層級發展的影響。然而，這些在《看得見的手》中被更詳細描述過的發展，在這里的意義卻是「為在生產和分配中利用規模和范圍經濟建立了技術和組織的基礎」。在具備了這些帶來新機會的條件後，解釋競爭性管理資本主義興起的關鍵變數就不能不是「企業家的反應」(entrepreneurial response) ,雖然錢德勒從來沒有直接明了地解釋清楚，除了客觀條件的誘因，為什麼美國企業家會比他們的歐洲對手更積極、更普遍地進行了對生產設施、銷售組織和管理結構的三重報資。 根據錢德勒的研究，美國企業家對新機會的反應首先是在分銷領域：大規模批發和零售商業代替了靠收取傭金的傳統商業。然而，新式交通通訊所帶來的更大的革命是在生產領域。在19世紀最後的幾十年裡，沒有任何創新能比愛迪生和西門子及其他發明家的導致大規模生產和分配電力的創新更影響深遠的了。隨著新能源技術的出現，第一批行動者廣泛地出現在美國工業企業之中。在那些一兩個先驅企業進行了三重投資的工業中，這些企業迅速主宰了市場。然而，美國的現代工業企業更多的是在合並或兼並之後出現的，它們成功的充分條件也是要進行三重投資。這些先行者在1880-1941年期間一直保持著領導地位。 錢德勒首先介紹了美國石油工業，因為它是「規模的成本優勢影響企業增長和決定工業結構的驚人範例」。石油工業的第一行動者是洛克菲勒的標准石油公司，它是世界上最早對生產、銷售和管理進行三重投資的企業之一。洛克菲勒和他的合夥人從一開始(1860年代末期)就在能利用規模經濟潛力的石油加工基礎上建立起近乎壟斷的地位。巨大的產量給予他們強大的武器來使鐵路提供優惠以降低運輸成本。較低的生產和運輸成本又給了洛克菲勒經濟支配權力來組成標准石油公司聯盟，它通過以自己的股份換取對其他30多家煉油公司的控股權來組織整個石油工業，協調銷售和分配以穩定價格。在挑戰者的刺激下，標准石油聯盟在1870年末以超過自己總資產(300萬美元)10倍的投資(3000多萬美元)鋪設輸油管道，然後在原聯盟的基礎上成立了標准石油公司托拉斯，其目的是提供一個法律手段為聯盟建立一個中央辦事處。到1880年中期，在設在紐約的多層大樓的這個總部里，一個龐大的管理層級開始協調、監督並計劃這個全球性的工業帝國。它能夠通過關閉、重組和新建煉油廠來重組生產過程並協調從採油到消費的流量，以使工業合理化並更充分地利用規模經濟。托拉斯煉油設施的重組使每加侖煤油的平均生產成本從1880年的2..5美分降到1885年的1. 5美分，同時利潤卻大幅上升。 美國石油工業在20世紀頭l0年裡經歷了從近乎壟斷到寡頭壟斷的突然轉變，起因是市場對石油產品的需求從煤轉到燃油，同時在美國國內和遠東、東歐發現了新的原油產地。一批新的石油公司成長起來：到1910年已有8家綜合一體化的石油公司名列美國200家最大工業企業的行列。1911年標准石油公司托拉斯被反壟斷法解散，這就進一步促進了這種轉變:在分離出來的16家大型企業中，有5個列在1917年200家美國最大工業企業的名單上。它仍在20世紀的第二個10年裡，為在快速增長的汽油、潤滑油和新燃油市場中獲取份額，通過縱向一體化迅速成長。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大石油公司繼續通過向前結合(銷售網路)和向後結合(勘探和採油)在海外擴張。大蕭條時期，一些大公司從海外撤資，把海外資產賣給了3家在海外最活躍的公司，即新澤西標准石油、美孚真空石油和德士古石油公司；另外2家，即加利福尼亞標准石油和海灣石油公司，則保留了海外業務。因此這5家企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對石油需求的巨大增長中大獲其利。它們再加上英荷殼牌及英國石油公司—即所謂的「七姊妹」—繼續主宰著戰後世界石油工業的寡頭壟斷結構。 美國石油工業的領頭企業從出現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集體歷史提供了一個現代工業企業崛起和增長的範例。第一行動者通過法律上的聯合、管理集中化和對煉油、銷售和管理的持續大量投資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只是在對特定精煉產品的需求發生變化以及新的原油來源出現以後，其他美國公司才有了能挑戰標准石油公司支配地位的第一個真正機會。成功的挑戰者是那些進行了三重投資的企業，它們先通過縱向一體化來增長，然後更多地通過職能效率而不是價格來為市場份額和利潤互相競爭並與標准石油公司的繼承者競爭。到1920年，所有的企業都由那些經驗豐富的職業經理管理著，他們絕大部分人只擁有所管理企業的極小比例的股份，在前標准石油公司的後繼公司中，洛克菲勒家族成員甚至都沒有以外部董事的身份參與管理。 在描述了石油工業的例子後，錢德勒從先行者和挑戰者的兩個角度全面分析了大企業在美國主要的工業部門中的發展。美國企業擴張的集體歷程是由以下四個途徑按順序展開的：橫向合並、縱向一體化、海外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