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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持酒股票有哪些

发布时间: 2021-07-21 02:18:40

⑴ 睡能告诉我高安有哪些风俗啊

高安九大人文习俗
一、“九道婚俗” 在高安、丰城等地农村中曾流传着一种古老的婚俗,即“九道婚俗”。
这风俗虽不乏封建落后的内容,但它凝集着历史,体现了一时一地的风俗民情;从它的变迁中,我们更不难听出时代进步的足音。 所谓“九道婚俗”,就是一对夫妻从结识到结婚需要的九道正规礼仪,这“九道婚俗”分别为:相亲、过门、订亲、送日子、圆房、哭嫁、婚礼、闹房、回门。 所谓“相亲”,即为第一次见面。男女双方选个好日子和地点,然后,男女双方及双方父母、媒人和男女双方嫡亲属约8-10人到选定地点见面。如男女双方均表示没意见,男方当时就要向女方付上见面礼,见面礼一般金额不大,聊表心意而已。事后,由男方出钱宴请双方所有到场的人。 所谓“过门”,就是男女双方到对方家去认门认亲。“过门”的日子也是要择良辰吉日的。先是男方备上几斤肉、几斤面条、几块糕点来到女方家,女方家爆竹迎接,杀鸡款待,然后由女方父母带男方去认识女方本家亲属。男方到女方家一般是早上来,而且必须是2个成双数来。吃过早饭,男方再邀请女方到自己家去吃中饭,女方家也必须成双数人来到男方家。女方来到男方家,男方父母必定要向未来的儿媳妇送见面礼,有送钱的,有送手镯、耳环、戒指的。女方回家,男方还必须打发女方一身上好质量的衣料。 “订亲”,即是男方向女方付足一定数量的“礼金”。“礼金”多少由男方女方共同拟定,一般数额较大。除下“礼金”,男方还必须向女方家送去猪肉200-300斤,面条100斤。“订亲”之日,女方家要宴请所有亲戚和全村人。“订亲”之后一般来说基本确定夫妻名份了,双方没有特殊理由,不得罢婚。 “送日子”:“订亲”之后,男方可以确定个日子作为结婚之日。男方到女方家把女方的生辰属相抄来,即为取“庚贴”。“庚贴”必须用红纸写,写了后再请算命先生按天干地支和金、木、水、火、土五行阴阳说合“八字”。男女双方“八字”合了,互不相克,那么选定一个黄道吉日再用红纸写上结婚日子送给女方家。若女方家接受了,双方就都会投入紧张的嫁娶准备工作中。 “圆房”:婚礼前一天,晚上男方家在新床四角分别燃上四支蜡烛,然后挑选二男童二女童分别坐在新床四角,请村中年纪、辈份大的婆婆主持圆房,说些吉祥、如意话,当然多是早生贵子之类的话。 婚礼前一天晚上,在女方家也有一道习惯,那就是“哭嫁”。这一晚,母女俩同床共枕,母亲哭着向女儿交代一些为妇之道、居家过日子的经验,教导女儿要孝敬公婆、团结邻里、夫妻和睦等等。母亲还要向女儿赠送一些压箱钱或其它一些金银之类的饰品。有些即将出嫁的姑娘还制作了不少手工精湛的鞋垫,在这一天夜里也会一并压在箱底。结婚这天,母女俩再一次抱头痛哭。还有些地方的嫁娘从结婚头一天起就用节食或干脆什么也不吃的方式来表示对父母的不舍和依恋。 当然,最热闹、最隆重的还要属结婚这一天了。男方家请来一班吹鼓手,十几个青壮年肩扛长杠浩浩荡荡开向女方家。来到女方家,女方家把一系列嫁妆(诸如:桌椅、沙发、挂衣柜、电器之类)全部,挪到门口用长杠绑抬。新娘头戴红盖和新郎相携,或坐汽车、或坐自行车、或骑马。一路吹吹打打来到男方家。先是拜天地祖宗、后拜客。拜客时客人应向新夫妇赠送拜礼钱,多则不限,少亦不怪,随客心意。拜堂完毕,双双入洞房。新娘则把从娘家穿来的红袄绿裤红鞋收起来,这些衣物是万万不准再带回娘家的。否则,女方有克夫或被休之嫌,娘家则有招惹霉气之嫌。 结婚的当天晚上,不论贫富,都要请锣鼓来闹新房。众人们簇拥着新郎新娘唱歌,跳舞,猜谜语,散烟敬酒,玩起来热闹有趣。闹新房时,大多数地方只炒米花,煮豆子,烧茶备酒招待来宾。待新人玩累了,众人才散去。 结婚后三天,新婚夫妇双双出门,男的看望岳父岳母,女的看望双亲、哥嫂、弟妺等亲人,俗称“回门”。回门那天,男方要向女方双亲赠送礼品,女方娘家则酒席迎接。当天下午,夫妻必须归家,风雨无阻,不得留住。 “九道婚俗”在这些地区流传了数百年,如今的年青人中,越来越多的人已不再热衷于这样繁琐的礼俗了,但他们的父辈却大多是从这九道婚俗中走过来的。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时代的行为标准和价值取向,回顾历史,更能使我们感到昔日的封建,激起我们对今天的自豪和对现代文明的热爱与向往。
二、斗牛 高安素以“高安黄牛”闻名省内外,而涂家村则更因斗牛会而名声在外。涂家村每年农历五月初,都要举行一次民间传统竞技活动——斗牛会。 在斗牛会场上,一头头牛健硕膘悍,大多在三四百公斤左右。主人为了这天的比赛特意帮牛儿洗了澡。经过梳理了的毛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很是招人喜爱。人们一边观看斗牛比赛,一边留意观察哪头牛威猛结实,准备等比赛结束后出高价买下。 一头头经过主人精心梳洗打扮的参赛牛儿相继出场。进入赛场后,两头牛为一组,拉开争斗架式,用牛角相互顶,互不示弱。当两头牛势均力敌时,四周的观众无不喝彩助威,双方的主人此时异常紧张,都盼自家的牛能够击败对手。一番激烈的拼搏后,终于分出胜负。胜者的主人见自家的牛争气赢了,一家老小像荣获奥运冠军似的,激动不已。而经过几轮争斗后,分出了名次获胜的“斗士”披戴红花,显得神气十足。主人则当场即可领得一笔奖金。
三、早起挑水 大年三十做“岁饭”,在高安乡村普遍盛行的习俗。 三十清早,每家都准备大甑,把煮得半烂不熟的的米饭盛于甑中,放在大锅上加旺火电厂熟。再选一个地方,把甑固定放好,在甑上贴上一张写有“年年有余”的小红纸条,然后簇一挂鞭炮,甑中的饭就成为“岁饭”。封好的“岁饭”是不准随意开盖的。初一、初二,既不准再煮饭,也不准吃“岁饭”,只煮杂饭吃。这样,既表示节约又寓意“有余”。待到来了拜年客,才揭开甑盖吃“岁饭”,这时又要放一挂鞭炮,再一次表示“年年有节余”。
四、二八过大年 为庆祝春节,一般在腊月三十晚上,全家人要欢聚一堂吃“团年酒”。可是,在高安市伍桥何家,至今还保留着腊月二八过大年、吃团年酒的习俗。 相传,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1521年),伍桥何家有一横行乡里的恶霸,叫何老财。何老财为人刻薄心狠,对自已的亲外甥也照样盘剥压榨。他的外甥叫雪苟子(就是大名鼎鼎的华林农民起义领袖胡雪二)。雪苟子和一些贫苦农民被何老财盘剥得无法生活,被迫上了华林山,竖起了“杀富济贫”的大旗,并且决定大年三十晚上对何老财动手。谁知走漏了风声。雪苟子带人杀来时,何老财早于腊月二八同全家人吃了团年酒,二九便带着家小偷偷逃到了高安县城去。从那以后,何家人便把大年三十看成是不吉利的日子,为了避开这个不吉利的日子,他们把过年选在腊月二八的晚上,以后渐渐地成为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
五、上梁 民间造屋,向上“上梁”之俗,称大厦落成之喜。上梁之日,东家做酒设宴,诸亲好友登门道贺,竖扇上梁时,吉炮轰天,观者甚众,木工以鸡血祭梁;东方披红拜梁。 木匠喝彩:“伏以呀!” 东家应彩:“好啊!” “手提金鸡凤凰叫, 好啊! 祭梁金鸡吉星到, 好啊! ……。” 一呼一答,独具风韵。 木工一边喝彩,一边将麻糍向下面猛撒,村童乡妇,轰然而抢,热闹非常。 建国后,人民建造新房,按照建房规划设计施工,不再按旧俗请“地仙”择基,巫道择时,鲁班选师启“太岁”动土,然“上梁”之日,依然讲穷,是日,亲朋戚友赶来送礼道贺,帮忙竖扇做工,梁木涂染红色,上写造屋人名及年月吉日。至今有些地方仍存有“上梁”、抢麻糍之风,有的则以糖果代替。
六、 贴”挂钱” 在丰城和高安的部分地区,过年时有贴”挂钱”的习俗. ”挂钱”是长条状花样剪纸,五片组成一副,大的每片长约一尺,宽约半尺:小的按比例相应缩小.做”挂钱”时用精巧锋利的刻刀,在优质的红纸上,按样品刻出丰富的图案,然后再用金色铂纸刻成相应的图案贴上去,显示出富丽堂皇的景色.”挂钱”是一种民间的剪纸艺术品,图案清晰绚丽,花纹细腻精美,旧时因图案多为古钱状,故称”挂钱”.如今,”挂钱”的图案有”龙凤呈祥”、“双龙戏珠”、“梅花四喜”、“彩灯”等等。其横匾的字样也日趋丰富,过去只有“和平”、“和合”,现在有“共产党好”、“吉祥如意”、“国泰民安”、“人寿年丰”等等。 “挂钱”作为一种喜庆的装饰,如春联一样普及,常常与春联配套贴切在门楣和神龛上,既给人以新春的喜庆,又是给人以美的享受。 然而,元宵过后,必须将”挂钱”摘下.如不摘下,据说瞌睡虫就会伴着不走,使这家人经常打瞌睡,影响生产,当年得不到好收成.
七、小女孩不拜年 高安祥符一带,正月初一,吃过长寿面后,便开始拜年活动,但小女孩不许参与,为什么呢?原来这里面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从前,这里住着一户人家,夫妻二人加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孩.正月初一这天,小女孩吵着要和父亲一起去给族里的长者拜年.当她走出家门不远时,突然狂风大作,小女孩不见了.晚上,女孩的父亲做了个梦,梦见自已的女儿正和观音菩萨在一起,观音对他说:”正月初一,凡尘女子不能出门的,这天玉皇大帝派员天将到人间视察,他看见你的如花似乎玉的小女孩在外面,认为是妖魔鬼怪危害人间,便抓到天上来,你的女儿已被判定并非妖魔,看她长得聪明伶俐,我已收她为徒,她不可能再回人间了,请记住,初一这天,最好不要让女孩子出门拜年.”自那以后,这里的女孩子初一再也不出去给长辈拜年了.
八、寿诞 旧时生育,重男轻女。小孩下地,父母即持酒两壶,送外婆婆家报喜,俗称“报牙酒”又名“光眼酒”,酒壶上贴红条纸,壶嘴上柏叶;壶盖上,生男婴,放撮黄烟;生女婴,放撮食盐。婴儿生下三天后,父母开酒设宴,俗称“做三朝”。此外“满月”、“满百日”、“满周岁”都要做酒设宴。俗语说:“周岁一桌酒,十岁邀亲友,二十岁办美酒。三十无人知,四十无人晓。五十杀只鸡,六十方可做,七十满天飞。”但女孩在一周岁后,每逢生日,只能吃一双鸡蛋,男女到了六十岁,称“花甲”老人,子孙视家境情况,酌情办酒庆寿。赃官劣棍之家,则借机大敲竹杠,民国19年10月,村前恶霸张三为母做七十寿庆,办酒300余席,请2个京班唱戏,一连军队站岗,强近佃户送厚礼,没赌抽头,搜刮民财上万元(银元)。 建国后,随着经济条件好转,劳动人民为自家长辈庆寿者不少,堂前陈列寿烛、花,寿肉,寿面、寿鞋、寿被、彩爆等物,程序为:放爆竹、吃寿面、拜寿,进宴,向老人敬酒,女婿为岳父母祝寿,须备办肉、面、寿烛、寿花,寿鞋、寿被等礼物,1985年秋,新街乡大港喻村有一在台人员从香港回家省亲,为母做八十大寿,请酒30桌款待贺客,晚上放映电影招待全村人,以尽海峡两岸亲友相聚之乐。
九、庙会 旧时庙会甚多,宗旨形式各异,然多带有迷信色彩,或公开借神惑众,或趁机大开赌场, 上湖乡,每年九月十一日,以菩萨骑马,婴儿坐神轿游街串巷为吸力,招来远近赌徒;四周农民,亦赶来朝拜,祈祷神佑。另有“沐恩弟子”,请班唱戏,酬神谢恩,谷称“还愿”。街市商贩云集,热闹异常。 县城每年八月二一,古谭菩萨“过巷”,乡民趁此进城,顺还一些农产品工艺品、生活用品到市交易。南北两市,地摊毗邻,喊买叫卖,人声鼎沸;兼有傀儡杂耍,看“西洋镜”,哄乐逗趣。 其它圩镇,多借庙会之机,以销售当地土产,交换物资。三月八日华阳“马会”,集四方之马客,进行马匹交易;大城的“斗牛会”,招来远近耕牛,“斗年”取趣,且以此比较牛之优劣,挑选更换耕牛;村前,伍桥,汪家以推销竹木树料,农具,米谷为主。 建国后废除迷信,利用庙会日期,进行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也就是现在的高安人所说的“当街”。

⑵ 中国持酒是传销不招人花钱加入一天一反钱

这个应该是直销吧,跟传销的性质差不多,不要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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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场外期权获得一定金额的股权,当股票上涨是获得一定金额的百分百,股票下跌时只亏损权利金(期权费),大众个股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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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原始股骗局,不要接触比较好

⑸ 中国持酒有原始股吗

当然有了,比如茅台,五粮液都有原始股,

⑹ 都有哪些主义的词人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

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960,繁荣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能不在历史的大墙上暂时插几个钩子,以便挂上一些史实,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免得抽象设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时代错误,史实乖舛。
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大约在二个世纪之中,词作为一种民间爱好,文人竞写的文学作品,已经达到它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即在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着自晚唐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明了,即是后世所谓的“小调”。小调是民间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内容也颇为单纯,大都以有关男女相爱或咏赞当地风景习俗为主题。这本来是《三百篇》以来几千年的老传统、旧题材,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宋词与乐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词集有时就称为“乐府”,如《东山寓声乐府》、《东坡乐府》、《松隐乐府》、《诚斋乐府》等。晏几道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他自己解释道:“《补亡》一卷,补“乐府”之亡也。”意思是说,他的词正是宋代的“乐府”。
但是从五代到北宋这一词的黄金时代中,虽然名家辈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签条。五代的作品,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区域:西蜀、荆楚、南唐、敦煌,但后来,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但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①。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几个大家,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柳永和他们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无非是写他个人羁旅离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脱闺友情妇。对于这些作品,当时北宋南宋的词论家或批评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分派别,只是寻章摘句,说说个人对某词某联的爱好欣赏而已。
北宋大词人的作风大都相象,这不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从《花间》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他们的作品相互之间可以“乱楮叶”(楮chǔ,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间》的作品乱楮叶,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乱楮叶,因为南唐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情调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咏的题材又大致相类,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远,其表现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显的例子是冯延巳《阳春集》中的十四首《鹊踏枝》(即《蝶恋花》),其中有回首②见于欧阳修《六一词》,改名《蝶恋花》③如除去这四首,则冯作只有十首了。又如用《六一词》为核对的底本,则问题更多,集中“旧刻”《蝶峦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阁本只剩十七首。毛晋在《蝶恋花》调名下注云:
旧刻二十二首。考“遥夜亭皋闲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阑干偎碧树”,又“帘幕风轻双语燕”俱见《珠玉词》。“独倚危楼风细细”,又“帘下清歌帘外晏”俱见《乐章集》。今俱删去。
这里毛晋指名删去的五首,尚有两首未点名。另外,毛晋明知一词见于两本,但似乎不敢断定是谁作,他就录存原词,同时注明亦见他人集子中。这种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几许;一首,毛氏注云:“一见《阳春录》。易安李氏称是《六一词》。”说明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欧阳修的作品,也有根据。梨叶初红蝉韵歇”一首,题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苏轼)。”“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首,注云:“亦载《阳春录》。”“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题下注云:“亦载《阳春录》。”
其他北宋人词同一首见于两三人的集子中者,还有许多,这里不必详记。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证这些词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集子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们分成派别,贴上签条,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你说他们全部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你要特别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间”,倒象说海水是咸的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当时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
于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他们说:“明明北宋有“豪放派”、“婉约派”,苏东坡不是“豪放派”吗?几乎每一本文学史、词论,不都是这样说的吗?问题的要点是:他们这样说,有何根据?回答应该是他们的作品。那末,第一个问题是,东坡有哪些“豪放”词?于是翻开每一本文学史或词论,照例举出了“大江东去”、“老夫聊发少年狂”、“明月几时有”等几首,这些词怎么能称为“豪放”?“豪放”作品的例子,在东坡以前有李白,在东坡以后有辛弃疾。把这两个诗人的作品来比较东坡这几首经常为人引证的作品,便可看出东坡的这几首作品只能说是旷达,连慷慨都谈不到,何况“豪放”。“豪放”之说不知起于何时。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登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为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辨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说东坡为人性格“豪放”,不是说他的词属于豪放一派。因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当然,苏东坡有些长调,比起早期的欧、张、二晏来,题材的选择和表达的方式都有点不同,但这只能说苏东坡这位多产的诗人,除了写三百多首和“花间”词人同样的作品外,又写了少许和别的词人不同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在北宋词的宝库中,苏东坡贡献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他的功绩是对词有所增加,而不是改变什么词坛风气。
除了增加一些不同内容的词以外,苏东坡并没有象胡寅说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这完全是信口开河。《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专写女性美的(即所谓“绮罗香泽”)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首都要称赞歌女舞伎(“佳人”),因为当时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的是主人的家伎(如《红楼梦》中唱戏的十二个女孩子)。所以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咏物(尤其是咏花)也有三十多首,脑中如无对“佳人”的形象思维是写不出来的。甚至连读书作画,也少不得要有“红袖添香”,说苏东坡这样一个风流才子,竟能在词中“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谁欺,欺天乎?
再以东坡毕生遭遇而论,他被环境所造成的性格才情,也只能是旷达而不是豪放。东坡对于他所际遇的经验,可以使他悲愤,使他哀怨,使他旷达,使他慷慨,独不能使他“豪放”。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类吊古词是“豪放”词,是根本错误的。东坡曾在被拘留中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作,又亲手写了陶的诗文全集。陶诗本身炉火纯青,读陶而至于和陶,岂能不受其影响?能下这样功夫的人,早已收敛了“豪放”之气。如果一个人的诗词中有豪放之气,他必有生活经验中可以骄傲的得意之笔,才发为豪放之气④,李白是一个豪放诗人,但他流夜郎回来以后,恐怕写不出“豪放”诗来了,何况东坡的遭遇比李白要坏得多!
至于“婉约”一语则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意谓卑顺其辞。古代女子以卑顺为德,故借为女子教育之一种方式。《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花间集》卷七孙光宪《浣溪沙》:“半踏长裙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此时堪恨昧平生。”又卷九毛熙震《浣溪沙》“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忍教牵恨暗形相。”同上《临江仙》:“纤腰婉约步金莲。”
从上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但近人用为与“豪放”对立的状词,似乎专指所谓“绮罗香译”、旖旎风光的含蓄的有节制的表情。一旦被用在与“豪放”词对比的地位,婉约词就被视作保守的、不进步的、墨守成规的。有时甚至于说婉约词专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荒淫生活,甚至于说他们的思想是空虚的,苍白的等等。很显然,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因此,有时也不能严格遵守这两派的门户界限,也不免有豪放派向婉约派乞灵的时候。例如说:
苏轼写传统的爱情题材,也以婉约见长。但婉约派词人(按苏轼时尚无此名号)大抵着力于抒情的真挚和细腻,他的词在真挚和细腻之中格外显得凝重和淳厚,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⑤。(见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594—595页)
什么叫凝重,什么是淳厚,编者增字解经,却全不说何为凝重,何为淳厚,编者对于词中“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主要的句子,全没搞懂,只好拉清初的王士祯来解围。但王也帮不了多少忙(因为他也不懂)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只怕象柳永这样善做情诗的人也未必能超过这一句。”而远远躲开“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关键性的主句。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只要一说到苏轼,“豪放”论者就把所有的他认为可以证明苏轼是豪放派的全副仪仗全搬了出来,仿佛声势浩大,威仪堂堂。其实是极少的人在导演,让苏轼这个无兵将军唱独角戏,连跑龙套的也没有。碰着“红白喜事”(例如所谓“爱情题材”,又不得不向讨厌的婉约派小伙计通融了。
当然,我们说北宋没有豪放派,并不是说北宋就一定没有豪放词,少数格调比较昂扬,气魄比较恢宏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仅仅根据这几首词,就承认他们是一个“豪放派”。
又如有人说,苏轼词的用语“形成一种清新朴素、流利畅达的诗歌语言”,于是下结论道:“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豪放词派的特点。”我看不出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到柳永,他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和“花间”传统的关系,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果我们说,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那是对的,但这也不是说他借此就可以成立一个“豪放派”或“反对派”或“旷达派”。他的作品中增加了些以诗为词的创作,并没有减少他本来继承“花间”的传统作品,只能说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可能的新的写法。但这种新的写法,柳永早就这样做了。柳永是专写男女情爱、绮罗香泽、锦心绣口、红情绿意的作家,所以他也没有脱离花间传统。但他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更使用歌女舞伎们所用的语言、词汇。他的作品“向下看”,用她们的语言工具来写她们的思想内容,这是苏轼所做不到的。因为他所周旋、应对的是文人学士。文人们求雅正。因此,他虽然也象柳永一样扩大了的词汇写词,但他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不是学市井的俗语以写词。所以从中国到西夏,凡饮井水处就会唱柳永词,柳永在语言运用方面走的是群众路线。苏轼正是受了柳永的启发,才在题材方面添入一些文人的感慨、牢骚和互相嘲笑以及咏物等前人少用或不用的题材⑥。因此他的作品给人以题材丰富的印象。柳永写他自己感慨的作品,如著名《八声甘州》、《雨霖铃》,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时写妓女的生活,为宋代的道学先生所不喜,所以谈“豪放”词者专指苏轼而不及柳永。
以上所谈,只限于北宋。北宋大家如欧阳修、二晏等都以“花间”为正宗,已如上述,所以大家指北宋时期的词家为“婉约”派。文风和时代的生活情况有关。赵宋政府建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开国的功臣及时退休,作为一种交换的条件,政府鼓励他们为子孙买良田、美宅,养歌僮舞女以自娱,免得生事⑦。因此文人家中蓄养歌儿舞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宋文人为了歌女演唱而写作,当然只能沿着《花间集》的传统。晏几道在他的《小山词》跋文中说: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
这说明了晏几道的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种情况,证以《石守信传》中所述情形,可知这不是个别情况,在这种“歌舞升平”的气氛之下,他们征歌选舞,是受政府鼓励的一种上流社会普遍的风气。再看看李清照《永遇乐》词中回忆北宋盛时开封的文化生活的情形,就会更加清楚。
但自靖康之变以后,北宋亡国、人民大量逃难到江南,流离颠沛之苦,妻离子散之惨,国土沦亡之痛,引起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悲惨感慨,怎么还有心思“品清讴娱客”?在这种局面之下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所以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二字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所以豪放、婉约这些名目,在当时并无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笔头或好贴签条的论客,才爱用以导演古人,听我调度。而且当时词的作风内容,主要也当然是受政局变化而引起的。在兵荒马乱之中写灯红酒绿的旖旎风光固然不相称,即使在危局略定的情况下忘乎所以地作乐寻欢,情调也不相称。文人作品主要受时代的变动而转变。并不是某人天生“婉约”或从小“豪放”,我们看向子諲的《酒边词》,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向子諲前半生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开封。他的词称为《江北旧词》,是道地的“婉约”派。靖康之难(1126)汴京沦陷,他逃难到杭州,这以后的作品称为《江南新词》,变成了道地的“豪放”派⑧。李清照的境遇也差不多,不过她后期的作品不是“豪放”而是悲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向子諲、李清照的后期作品还是欢天喜地,那倒是全无心肝了。
至于从敌人占领之下带兵打游击来归附南宋的辛弃疾,其作品当然只有我们现在见到的慷慨激昂的作品。苏轼如果活到南宋,他的作品也许比我们现在所见的更为“豪放”。而像周邦彦那样被贴上“婉约派”、“格律派”签条的作家,如果也能活到南宋,我想,他也不会以“婉约”或“格律”派终其身的,
现在我录下两个著名词人的作品,先不要问是谁写的。但凭它本身的内容请读者判断哪一首是什么派或什么人写的。
一、金陵怀古《西河》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沉半垒。夜深月过女墙来,赏心东望淮水。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二、意难忘
花拥鸳房,记驼肩髻小,约鬓眉长。轻身翻燕舞,低语啭莺簧。相见处,便难忘。肯亲度瑶觞。
向夜来歌翻郢曲,带换韩香。别来音信难将。似云收楚峡,雨散巫阳。相逢情有在,不语意难量。些个事,断人肠。怎禁得凄惶。待与伊移根换叶,试又何妨?
当你读后,对它的内容,它的作者,以及它属于什么“派”,会提出什么高见呢?
①关于“花间词”,可参阅本刊1982年10、11期拙作《花间词简论》。②即“谁道闲情抛弃久”,“几日行云何处去?”“庭院深深几许”,“六曲阑干偎碧树”四首。③据四印斋本《阳春集》其底本为明汲古阁藏宋嘉佑戊成(1058)陈世修序本。④陈登“豪气未除”,因他讨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故瞧不起许汜。⑤关于这首词的解释,可参看《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拙文。⑥咏物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学游戏,《荀子》的赋篇就是这一类,唐张鹫的《游仙窟》就有许多用语双关的“咏物”词。⑦见《宋史·石守信传》赵匡胤对大臣的劝告。⑧当然“豪放”派这名称也不合适,为说明问题,姑用此名。参看刘扬忠《论酒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