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什么是四明银行
四明银行，初称“四明商业储蓄银行”，是解放前八大商业银行之一。成立于1908年9月11日（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行名取自宁波西南的四明山。由宁波人袁鎏、李云书等富商发起创立，第一任董事长为周晋镳。开业时实收资本金75万两，后续收资本金75万两，共实有资本金150万两。四明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分行主要在浙江各地。辛亥革命时，由宁波人孙衡甫盘进，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开拓业务积极进取，创办了四明储蓄会，最高存款额高达4000万元之巨，在当时的上海、浙江等地颇有声誉。1920年，该行在上海北京路240号，即江西路口转弯处自建行楼，于1921年9月总行迁入营业。193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加入了官股，并由财政部派入的吴启鼎任董事长，从此四明银行被国民政府所控制，成为其推行各项金融政策的工具。在抗战前期四明银行业务较好，除存放款、汇兑外，另有较重要的、很有特色的信托和仓库业务，它对支持中国抗日后方经济发展做出了较好的贡献。
四明银行在成立时就获得了货币发行权，于1909年（宣统元年）就开始发行第一版纸币。第一版纸币是委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和集成图书公司印制的，采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技术，即铜版凹印。印出来的钞票图纹精致，线条清晰，立体感强，很受人们的喜爱。其后各版不管是在国外印制还是在国内印制都较精美。据记载，四明银行纸币自1909年发行起至1935年11月民国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停止其纸币发行和流通，共历时27年。其间，四明银行共发行纸币8版，面额有1元、2元、5元、10元、50元、100元6种，发行总额为1922万元。四明银行纸币上的主图案为四明山或四明银行楼外景。该行纸币1935年实施法币政策时全部收兑，漏兑者甚少，故大都属稀品，特别早期发行的版别许多已成孤品，藏家难觅。
四明银行的发展历史
四明银行的发起与初期阶段
1908年8月（农历）的一天，在离开上海外滩不远宁波路江西路口，开了一家号称“四明商业银行”的银行，四明是宁波的别称，在宁波路上开设为宁波人服务的金融机构似乎顺理成章，但起眼的一是周围地带外商银行和旧式钱庄林立，一家华资银行就显得鹤立鸡群，因为当时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中国新式银行，包括中外合办、“官办”银行，仅诞生了华俄、中国通商、中国华商、大清、浚川源13家银行，总行在上海的银行也不过4家，故四明银行的创办也属早之又早，而且它还是仅次于浚川源、浙江兴业银行的中国第三家商办银行；二是这家银行的创办者是当时沪上颇有知名度的宁波帮人士袁鎏、朱葆三、吴传基、李厚垣、方舜年、严义彬、叶璋、周晋镳、虞洽卿、陈薰等。
上海与宁波交通便利，自清中叶以来，旅沪甬商一直是活跃于上海的一个颇具实力的商人群体，轰动上海的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就是由客居沪上的各界宁波籍人士发起的。
19世纪后半叶五口通商后，宁波帮的实力已遍及上海近代工矿航运及公用事业，他们急需获得金融业的支持，1906年，虞洽卿曾组织上海工商业人士赴日考察，在日本的半个月中，他对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经营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回国后，便积极倡议筹办四明银行，两年来终于集聚了资金75万两，开设了这家银行。
四明银行开设后，以周晋镳为总董，陈薰为总理，虞洽卿为协理。它将营业种类分两部：商业部，经营存款、放款、贴现、汇兑、发行银洋各票业务；储蓄部，收存零星款项。它的经营方式完全仿效钱庄的做法，以商业往来为主，营业时间也与周围钱庄毫无二致。但与钱庄明显的区别是它在开业不久，就向清政府度支部申请了钞票发行权，发行的兑换券有4种：壹元、贰元、伍元、拾元。其中贰元券，他行没有，显得很别致。万事开头难，四明银行的钞票甫一发行，就遭到企图独霸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商银行的夹击，他们将四明印发的钞票攒到一定程度就来挤兑现洋，给四明造成极大的压力，幸而四明银行股东董事中有相当部分人是宁波同乡会的领导人，在上海有一定的号召力，他们登高一呼，宁波同乡纷纷施以援手，各大商店、钱庄、银号争相代兑四明钞票，风潮才得以平息，四明钞票也由此得到了人们的信任和欢迎，最初发行额20万元，以后逐年增加，在上海、汉口、宁波、温州、舟山等沿海、沿江城市广为流通。有中（国）、四（明）、通（商）之称。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10年10月，上海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橡皮风潮，四明在风潮中也险些颠覆。原来四明创办之初，上海钱庄业处于兴盛时期，一切金融机构包括银行的票据清算需通过钱庄办理，当时钱庄对工商业的放款不亚于银行，由于钱庄资本大都不充裕，而放款数额很大，也需要向银行借临时贷款即拆票或以票据贴现的方式向银行贷款以资周转，四明银行毫不例外也与钱庄发生了大量拆放关系。然而在1909年，因伦敦市场上橡皮价格暴涨，一些在上海的外国人就设计了一个橡皮股票骗局，他们吹嘘自己在国外有大批橡胶园，购买他们的股票可以发财，引得众多做发财梦的中国老百姓纷纷抢购股票，最起劲的是银行投放于钱庄，不少钱庄受橡皮风潮影响而倒闭，其中谦余钱庄的老板陆达生、正元钱庄的老板陈逸卿和兆康钱庄的老板戴家宝，他们不仅挪用各自钱庄客户存入的远期支票，还向其他行庄调换巨额现金，套购橡皮股票，当外国骗子已得到几千万两银子时，汇丰等外商银行突然宣布所有的橡皮股票停止押款，橡皮股票顿成了空头支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导致上海十余家商号、工厂、钱庄倒闭，谦余等三钱庄是四明主要往来户，倒欠庄票22万两，四明受此影响股票大跌，营业衰退，总、协理等被迫于1911年4月辞职，时任浙江银行上海分行经理的宁波人孙衡甫乘机盘进该行，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四明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后不久，即发生了抗日战争，该行位于沿江、沿海战区的分支机构迭遭重创，纷纷裁撤。孤岛时期，投机猖獗，该行增设外汇部并在香港设立不对外的营业处由董事长吴启鼎主持买卖外币，另任孙鹤皋为代总经理留沪主持工作。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行总行迁往重庆，后相继在成都西安、兰州等大后方设立分支机构。留沪银行在日军操纵之下于1943年改组继续经营，由原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任董事长，孙鹤皋为总经理。
战后，吴启鼎随总行返沪，对该行各分支机构进行了整理。该行成为吴启鼎等官僚的囊中物，大量资产被亏损或中饱私囊。1947年，吴启鼎因渎职舞弊被财政部撤职，另任交通部长俞飞鹏为董事长，原常务董事俞佐庭为总经理。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四明调整资本，将原有资本折为金圆券100万元，另增资本共达金圆券200万元，此时“官股”已占95％以上。时该行有上海、南京、宁波、汉口、重庆、成都、西安7分行，苏州、杭州等11个支行，但因工商业停顿，放款收缩，利息支出，经营状况极端恶化。解放前夕，陕西、绍兴两行因营业清淡，先后暂停业务。后该行在台北成立办事处，撤逃了不少资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该行“官股”部分，1949年10月增资为人民币8亿元。政府股占94.73%。1950年6月再度增资达20亿元。后该行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