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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弘新科股票代碼

發布時間: 2021-05-14 05:33:33

⑴ 為什麼顧炎武說八股之害有甚於坑儒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准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於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⑵ 八股文是怎樣的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准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於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明清八股文選》江天放選注嶽麓書社即將出版)

⑶ 八股文是哪些文章

也稱「時文」、「時藝」、「制藝」、「制義」、「八比文」、「四書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裡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組成部分。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條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並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又稱時文、制義或制藝。八股文濫觴於北宋。王安石變法,認為唐代以詩賦取士,浮華不切實用,於是並多科為進士一科,一律改試經義,文體並無規格。元代科舉考試,基本沿襲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詔開科舉,對制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不過寫法初無定規。成化年間,經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此後一直沿用下來,由明中期而泛濫整個清代,直到戊戌變法後,才隨著科舉考試的停止而廢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數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部分組成。破題是用兩句話將題目的意義破開,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起講為議論的開始,首二字用「意謂」、「若曰」、「以為」、「且夫」、「嘗思」等開端。「入手」為起講後入手之處。起股、中股、後股、束股才是正式議論,以中股為全篇重心。在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題目主要摘自四書、五經,所論內容主要據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不得自由發揮、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數,清順治時定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後又改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與格調,本來是說理的古體散文,而能與駢體辭賦合流,構成一種新的文體,在文學史上自有其地位。但從教育的角度而言,作為考試的文體,八股文從內容到形式都很死板,無自由發揮的餘地。不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極大的束縛,而且敗壞學風。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歷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廢八股,鄉、會試雖尚有四書義、五經義,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准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於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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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 關於:八股文

八股文
也稱「時文」、「時藝」、「制藝」、「制義」、「八比文」、「四書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裡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組成部分。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條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並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歷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廢八股,鄉、會試雖尚有四書義、五經義,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准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於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⑸ 聯泓新科什麼時候開盤

2020年12月8日上午,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投資企業聯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簡稱:聯泓新科)正式登陸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掛牌交易。

聯泓新科申購時間為2020年11月25日,中簽號公布時間為2020年11月27日,聯泓新科行業市盈率29.22,發行市盈率為22.99,發行價格為11.46。

新股申購完成後,一般過8-14天(自然日)上市交易,根據計算可得聯泓新科003022上市時間可能會在12月5日-12月11日。也就是說一般新股中簽後6天左右就可以上市了,當然新股中簽之後也會出現延遲上市的情況,但是一般不會超過14天。在新股中簽之後,投資者只需要保證賬戶當中有足夠的申購資金就可以了。

(5)聯弘新科股票代碼擴展閱讀:

聯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人與保薦人(主承銷商)定於2020年11月2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羅湖區深南東路5045號深業中心308室進行搖號抽簽,現將中簽結果公布如下:

末「4」位數7952,9952,1952,3952,5952;末「5」位數53106,03106,59186;末「6」位數181548,681548,500700;末「7」位數4002079,6002079,8002079,0002079,2002079;末「9」位數084460075,231672044,338393239。

⑹ 什麼是八股作文

八股文
也稱「時文」、「時藝」、「制藝」、「制義」、「八比文」、「四書文」。
八股文是明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專講形式、沒有內容,文章的每個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裡面,連字數都有一定的限制,人們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組成部分。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條詳細說明了八股文的起源、格式和演變情況:「『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明憲宗)成化(1465—1487)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為何而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明初之制,可及本朝時事,以後功令並密,恐有藉以自炫者,但許言前代,不及本朝。至萬曆中,大結止三四句,於是國家之事,罔始罔終,在位之臣,畏首畏尾,其象已見於應舉之文矣。」
八股文的產生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歷代學者多數認為,它濫觴於北宋的經義。經義是宋代科舉考試的一種文體,以經書中的文句命題,應試者作文闡明其中義理。宋代的經義雖無固定的格式,但在代聖人立言這點上,已奠定了八股文的雛形。經義後來吸收了南宋以後的散文和元曲的一些成份,到明初被確定為一種獨立的八股文體,成化以後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遂演變成為一種僵死的官僚式文體。
光緒二十八年(1902),廢八股,鄉、會試雖尚有四書義、五經義,文章格式已不受限制。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准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於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

⑺ 為什麼顧炎武說八股之害有甚與坑儒

禁錮了文學界的思想
這是對專制君主的大膽批判
顧炎武是清朝的思想家,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鋒芒所向是"私天下"的君主專制.他結合評說歷代制度和政治得失,對君主政治的暴虐和官僚士大夫的腐敗進行了深刻揭露,並提出獨到的見解.他說:"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他提出的"眾治"的主張:"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

⑻ 我在西安未央區,想開戶炒股,請問哪個證券公司服務好,傭金低,性價比高啊

好券商衡量標准就是傭金和服務,盡量選擇綜合性全牌照證券公司,因為股票賬戶每個人只能開一個。至於開戶轉戶傭金優惠和禮品,大家點我的網路知道賬號進去加我扣交流就知道,開戶轉戶只要提前預約優惠什麼就會有。很多創新業務比如資產管理、現金管理、融資融券、國債回購、股指期貨都是金融投資市場未來的重點,很多券商是不具有資格的,也許有些投資者目前只炒股不涉及其他,但等到需要開立時才發現自己開戶的券商太小隻能提供股票交易通道。投資重要的是絕對收益,復利增長,提供綜合金融解決方案的券商才是真正的「投資銀行」,其實力遠遠高於儲蓄銀行的理財服務,通過其股票交易終端買基金還有很大的費率折扣,當然一個成熟的客戶經理或投資顧問對大家投資的結果影響非常大,大的趨勢的把握,系統性風險的提醒都會幫助投資者,物以稀為貴,金融這東西一定是少數有能力的參與者賺取長期收益,所以要走中高端路線,在傭金相當的情況下高端的可以提供全方位服務的券商。就拿保證金理財來說,國泰君安現金管家,華泰天天發等,這些都是自動參與,而且不影響買賣股票,在傭金相近的情況下一年多收2%優勢是很大的。希望我的答案對你有用。

⑼ 為什麼顧炎武說八股之害有甚於坑儒

顧炎武說八股之害有甚於坑儒
從明清開始,科舉制度完全走向了他的反面,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一大「惡制」,這主要就是因為八股文的存在。
明清兩代,能否中舉主要看應舉者八股文的優劣。它不僅形式被規定死了,而且在思想內容上,只在《四書》、《五經》的范圍內出題,還必須是以朱熹等人對經書的闡釋為主,要求「代聖賢立言」,絕不允許有自己的發揮。這自然嚴重束縛人們的思想,使得儒家的學說完全成為求取利祿的敲門磚,至於如何再使儒家的學說發展,根本無人關心。況且,朱熹等人的學說核心「忠君」,科舉完全成了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的工具。這在使讀書人思想僵化的同時,也把科舉考試制度本身引向絕路。
一個明顯的例子是,唐朝詩賦取士,應試詩中雖然佳作不多,但總算也有像「江上數峰青」這樣的佳句留傳下來,但明清兩代的八股文,如果收集起來,恐怕也能說「汗牛充棟」,但誰能想得起來有哪些呢?連憑八股文走上仕途的人,都不好意思再把那些東西拿出來示人。選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不過是敲門磚,這真是對科舉制度的絕大諷刺。無怪乎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憤慨地說:「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二十一史廢」。又說:「愚以為八股之害,甚於焚書。」
光緒三十一年(1905),袁世凱、張之洞上《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得到諭允,於是,有著七百年歷史的八股文壽終正寢。從此,它被世人視之如敝屣、糞土,不屑一顧。事實上,八股文在歷史上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也傳下不少至今仍不失其嫵媚的作品。甚至有的批評家認為:「有明二百七十年,鏤心刻骨於八股,如胡思泉、金正希、章大力數十家,洵可繼楚騷、漢唐詩、元曲,以立一門戶。」(焦循《易余龠錄》)誠然,明代的詩文詞賦都不足與異代抗衡,唯有八股文才是獨領風騷。
明代八股文能興盛於一時,既屬時代的召喚,也得之文化的積淀。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說:「明初八股文漸盛,這卻在文壇上放一異彩,本是說理的古體散文,乃能與駢體詩賦合流,能融入詩詞的麗語,能襲來戲曲的神情,實為最高希有的文體。」在有明三百年中,八股文名家輩出,如王鏊、錢福、唐順之、歸有光、金聲、章世純、羅萬藻、陳際泰,又是其中的佼佼者。俞長城《百二十名家稿》說:「制義之有王守溪(鏊),猶史之有龍門(司馬遷),詩之有少陵(杜甫),書法之有右軍(王羲之),更百世而莫並者也。」王鏊的作品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士人無不奉之為圭臬,幾至家有其書。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蘧公孫的女兒,「十一二歲就講書、讀文章,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讀的滾瓜爛熟」。女孩子尚且如此,士人更不用說了。
八股文到底是個什麼樣子?顧炎武《日知錄·試文格式》講到:「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原註:『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原註:『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文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又說:「發端二句,或三四句,謂之破題。大抵對句為多,此宋人相傳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謂之承題。然後提出夫子(原註:『曾子、子思、孟子皆然。』)為何發此言,謂之原起。至萬曆間,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聖人言畢,自攄所見,或數十字,或百餘字,謂之大結。」文章本無定式,既然有了定式,到了晚末,「八股文」三字終至成為了一切僵死文字的總代表。
不容諱言,八股文在歷史上罪孽深重。
首先是它敗壞了讀書種子。士人為了掙得功名,皓首窮經,揣磨聖賢的言行和時文的程墨。到了後來,連經書也不讀了,只「記其可以出題之篇,及此數十題之文而已」(顧炎武《日知靈·擬題》)。清代徐大椿有譏刺士人的《道情》說:「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生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宋皇、漢祖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裡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據袁枚《隨園詩話》卷十二引)這類讀書人究竟於世何補?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憤而指出:「愚以為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甚至有人認為,明代亡國,就是用八股試士的緣故。「崇禎末,有人擬一儀狀雲:『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兩口,奉申贄敬。晚生文八股頓首。』貼於朝堂,亦憤世疾俗之忠言也。」(見呂留良《東庄詩集·真進士歌》自注)甲申之變,崇禎自縊,這一儀狀真的成了明社覆亡的讖語。
其次是它缺乏實用的價值。八股文一意代聖賢立言,遠離現實,只能作為博取科舉功名的「敲門磚」,別無它用。像歸有光,既是時文大家,又是古文巨擘。雖然二者同樣當行出色,但是人們唯獨記得他「直據胸臆,信手寫來」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抒情記事之文,那才是他的「宇宙一樣絕好文字」(王慎中《答茅鹿門知縣書》)。因為八股文缺乏實用的價值,所以一經趕下歷史舞台,就失去了它的立身之所。不像詩賦,當不再被用作考試工具時,仍舊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至於當今猶未衰竭。誠然,八股文也間曾有過實用的個例,像晚明的一些篇章觸及到時政的弊端,像清代尤侗的《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抒風月之情懷,像近人楊度《「顏淵季路侍」章》寫共產主義者理想,都不過是個別士人的偶爾筆觸,或個別才子的一時逸興,終至成為歷史的絕響。
三是它形式主義嚴重。八股文有不少清規戒律,諸如怎樣破題、承題、八股、落下……,如何起、承、轉、合,都有著嚴格的規定,甚至在字數上也限定為五百或七百字。繁瑣的程文格式,驅使人們只能亦步亦趨,不敢逾閑半步。顧炎武《日知錄·程文》指出:「文章無定格;立一格而後為文,其文不足言矣。」後來有人對這種程文爛調,仿墨卷作比語嘲之道:「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維,曷勿考記載而誦詩書之典要;元後即帝王之天子,蒼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億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時而用世,曷弗瞻黻座而登廊廟之朝庭?」只求形式,了無內容,架床疊屋,時文之劣下者一至如斯!
四是它命題了無新意。《四書》《五經》總共只有那麼多字數,那麼多句子,又能出多少題目呢?數百年裡,每一章、每一節、每一句都作過了題目,都被無數的士人做爛了,於是便出現了所謂截上、截下、冒上、冒下、冒上下兩截,以至長或短、有情或無情截搭題,等等難以枚舉的命題門法,斬頭去尾,語句不通,張冠李戴,亂點鴛鴦,無奇不有。所以顧炎武《日知錄·擬題》感嘆道:「今日科場之病,莫甚於擬題。」咸豐年間,俞樾為河南學政,割裂《論語》「異邦之人亦曰君夫人」和「陽貨欲見孔子」,出無情截搭題《君夫人陽貨欲》,語涉輕薄戲侮。又割裂《孟子》「王速出令,反其旄倪」,出上完下截題《王速出令反》,言若謀反叛逆。要不是本人自行檢舉,又事出咸豐時期,文網已不是那麼嚴密,只怕人頭都得落地了。
是不是說八股文就一無是處了呢?也不盡然。
首先,士人從研習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倫理道德的薰陶。他們浸淫於《四書》《五經》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的理論,並以此作為了人生的言行准則。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黃金時代,也寫下知識分子史最為光輝和悲壯的一頁。明代對待臣民以嚴酷著稱,而士人前仆後繼,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勝數。所謂正途出身的人們,不說方孝孺、於謙、海瑞,其高風亮節贏得了生前身後名;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黃道周、金聲、楊廷樞、陳子龍等人,臨危授命,大義凜然,也並非僅以八股文名世。滿人入主中原後,極盡懷柔之能事,而顧炎武不事二姓,歸庄野服終身,黃周星變名隱逸,方以智削發為僧,具有民族氣節的知識分子同樣不勝枚舉。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產生,不可否認,都有著儒家經典的薰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寫作理論和技巧可為後人借鑒。方苞《四書文》凡例說:「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經而切究乎宋、元諸儒之說,欲辭之當必貼合題義而取於三代、兩漢之書,欲氣之昌必以義理灑濯其心而沉潛反覆於周、秦、盛漢、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際的時文大家無不經過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達到理、辭、氣三者具足的境界。這一理論和實踐,對一切文學創作都不無啟迪的意義。湯顯祖、徐洪祖、吳承恩、曹雪芹都曾參加過科舉,不能說他們創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記》《西遊記》和《紅樓夢》時,一點也不曾從久經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隨你做什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的確,作者若不是從舊營壘中來,又怎能寫出這等鞭辟入裡的作品。朱光潛也有著這個方面的體驗,他從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見《從我怎樣學國文說起》)。
再次,八股文為後世提供了文精意賅的典範。劉知幾《史通》論及文章的精純雲:「理盡一言,語無重出。」八股文在這個方面可謂達到了極限。在明清兩代,都嚴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數,這就使得人們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數里,酣暢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闡論文章的意思。相傳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摺,讀了半天還未切入正題,恨得牙癢癢的,竟想對他施以廷杖。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中也曾提出,「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八股文的經驗實在是醫治文章長而空的靈葯。明清兩代,長文極為罕見;就是抒情敘事,也都玲瓏剔透。明代「小品」之盛於一時,可謂並非偶然。
復次,八股文對後世某些文學體式,比如楹聯的成熟和發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相傳五代孟昶的春聯,僅是擷取五言近體詩中的一聯。楹聯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現之後。它的長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駢偶形式,開創了楹聯的體制。所以,明清兩代八股盛行,楹聯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清代,郁鬱勃勃,蔚為大觀,產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國藩、左宗棠等人,雖說政事、軍務旁午,仍不失為個中斫輪老手。再,清季的所謂「詩鍾」,又是從其破題濫觴而來,這里就不多論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麼長久和普遍的討伐,其主要原因還在宣揚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學,以及長久科舉歷史中產生的弊竇和積怨。前者帶有時代的色彩,存而不論;就其後者而言,翻開歷史,又有哪一種考試方法到了後來不是問題一大堆呢?顧炎武《日知錄·程文》說:「唐之取士以賦,而賦之末流最為冗濫。宋之取士以論策,而論策之弊亦復如之。明之取士以經義,而經義之不成文又有甚於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至今不是也已籠罩上了歷史的陰影嗎?可見八股文在科舉中的問題,是考試中普遍存在的痼疾,並不是它從娘肚子里就帶來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