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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享健操盘美的白电市值王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0日 15:36 《新财富》
作者： 孔鹏
美的电器( 30.40,-0.32,-1.04%)的转变，反映出中国家族控股企业的创富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股改前，由于制度原因，何享健家族无法获得对上市公司合法而稳定的控制权，因此，选择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强化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并且利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帮助美的集团发展其他产业，淡化上市公司在集团内的地位。
2005年中期开始的股改为何享健家族取得对上市公司的合法控制地位提供了契机，从而使其财富与上市公司的业绩、市值紧密挂钩，并进而推动了美的电器市值管理策略的实施。数据显示，自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一年多的时间，按复权价格计算，美的电器的股价上涨了768%，而同为白电行业龙头公司的格力电器( 34.90,0.00,0.00%)和青岛海尔( 16.00,0.15,0.95%)同期涨幅分别为393.74%和307.22%。2005年末，美的的市盈率仅为10.17倍，比青岛海尔的13.28倍和格力电器的13.23倍远为逊色；到2007年第一季度末，其市盈率迅速攀升到46.49倍，远远超过格力的33.54倍。
研究发现，由于短期市值管理目标不尽合理，可能会给美的电器的长期发展留下隐患。在管理层主要为职业经理人、股权激励丰厚的情况下，为了实现较高的短期市值目标，管理层很可能会实施风险性较高、可持续性不强的营销策略，不利于美的电器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不仅如此，美的电器还增加了对上游供应商的资金占用，在白电市场竞争激烈、其产品并不强势的背景下，这一做法并不明智。
我们认为，美的电器市值管理战略不应追求成长溢价而应追求品牌溢价，不宜制定过细的短期市值管理目标。国际研究和实证经验说明，美的电器可以按线性关系设计业绩目标与管理层薪酬，从而促成企业长短期利益的一致。 本刊主笔 孔鹏/文
如果一个投资者在1993年11月12日，也就是美的电器(000527)上市的首日以收盘价19.85元买入该股股票，并一直持有到2005年底，则该股的复权收盘价为36.48元，市值在12年间仅仅增长45.6%，而同期上证综指从865.97点上涨到1161.06点，涨幅为34.08%，该投资者只不过略微跑赢大盘。但是，如果该投资者从2006年初以收盘价买入美的电器并持有到2007年4月30日，则市值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增长768%，而同期上证综指的涨幅仅为231%(图1)。两个时期投资收益率巨大差异的背后，是美的电器实际控制人何享健家族“市值管理”战略的实施。
美的电器在集团内部
地位从“活雷锋”变“白电旗舰”
股改完成后，何享健对美的电器在整个集团中的地位和定位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股改前，美的电器更大程度上是“反哺”美的集团其他业务的融资平台；股改后，何享健大幅增持美的电器达到绝对控股，又将合肥荣事达洗衣机、冰箱、营销公司等资产注入，做大做强上市公司的意愿非常明显。
股改前:
利用关联交易加强控制上市公司，反哺美的集团
2002年4月17日，美的电器分别与顺德市现代实业及顺德市金科电器签订了《OEM框架协议》，委托两公司生产加工“美的”品牌电饭煲、厨具和电风扇等家用电器产品。同时美的电器还与东泽电器签署协议，公司部分终端产品通过东泽电器经销，而上述3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皆为何享健之子何剑锋。
在实施上述关联交易之后，2002年美的电器电饭煲产品毛利率迅速从2001年时的31.91%降为8.94%，公司控股的广东美的电饭煲制造有限公司的净利润也迅速从2662万元下降至150.5万元。
2003年9月，美的电器斥资6500万元，整合金科电器下面的风扇业务，并把美的风扇业务迁至中山；2004年6月，“美的电器”又以1788.75万元收购现代实业，整合其电饭煲业务；2004年10月，美的电器再次出资5200万元“收编”了金科电器，将之融入美的厨具公司。数据显示，当美的电器与上述3家公司关联交易额大幅减少之后，在产品降价、原材料全面涨价的情况下，美的电器的电饭煲产品毛利率又回升至21.57%。
在小家电业务逐渐培养成熟之后，2005年5月20日，美的电器将主营小家电业务的下属子公司日电集团85%的股权以24886.92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美的集团，该项转让的价格公允性曾受到市场广泛质疑(表1)。
与此同时，美的集团实施多元化扩张，淡化上市公司地位。2004年，美的集团先后并购了荣事达和华凌集团(00382. HK)；2004年5月，美的集团通过收购股权成为国内最大的通风机制造商上风高科(000967)的第二大股东；2005年8月，由何享健的女婿张建和、女儿何倩兴控股的新的集团收购了主营电真空器件、高低压成套配电装置的旭光股份( 6.89,-0.77,-10.05%)(600353)。华凌集团主营空调、冰箱，跟美的电器存在同业竞争，而荣事达主营的冰箱、洗衣机业务也同属白电行业，因此，美的集团的做法使美的电器在集团的地位日趋边缘化。
此外，美的集团四面出击，投资1亿多元在长沙、昆明发展客车产业，单在三湘客车上就计划投资15亿元；成立了房地产事业部，进军房地产行业。不过，这些投资并有收到满意的效果。2005年后期，何享健又重申要坚持家电主业，集团多元化将围绕制冷和日用电器等产业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何氏家族对创富模式选择的困惑。
股改后:
增持以达绝对控股，并注入相关资产
2005年4月30日，中国证监会宣布启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工作，正式拉开了股权分置改革序幕。由于美的集团对美的电器的实际控制比例只有30%，如果按照10股送3股的常规对价比例进行股改，全流通后何氏家族有可能丧失控股地位。经过精心设计，2006年2月美的电器宣布了股改方案：第一，每10股流通股获送1股以及5元现金；第二，如果美的电器2006年度相对于2004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30%，或者美的电器2007年度相对于2006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低于10%，美的集团将放弃当年的分红，归除开联实业(何氏家族控股企业)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有；第三，美的集团承诺在对价支付完成后的6个月内，增持不少于2亿元美的电器股份。而在此之前，美的集团已分别与顺德市有利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钱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核电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宁波银盛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计划受让该四家公司所持有的美的电器非流通股股份合计2174.64万股。
2006年3月10日至2006年5月19日间，美的集团通过二级市场，总计使用资金10.8亿元，共增持了美的电器148660970股，占总股本的23.58%，平均买入成本为每股7.26元。何氏家族持股比例由2005年末的合计30.8%增加到50.99%。
与此同时，2006年4月25日，美的电器董事、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其中设置了包括“金色降落伞”在内的一系列反收购条款，加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
从全流通后H股和A股对家电股票的估值比较来说，华菱集团等港股对美的集团的吸引力在下降，美的集团有动力将资产注入A股上市公司享受流通溢价。2006年11月底，美的电器完成合肥荣事达洗衣机、合肥荣事达冰箱、合肥荣事达美的电器营销公司的资产注入，达到50%控股比例，确立了上市公司作为白电业务平台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美的电器也改变了分配风格。财报资料显示，股改后美的电器主要财务指标有了明显改善(表2)。根据股改承诺，美的电器自2006年起把每年盈利的40%现金分红，有助于形成稳定的估值预期。更重要的是，2007年3月，美的电器董事会一改多年来派息多而送股和转增公积金少的分配风格，决议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并派息3.5元。这样，连同计划中向高盛和管理层激励定向增发的股份，美的电器总股本将扩至14.12亿股，股票流动性显著增强，有利于估值水平优化。
何氏家族财富与
上市公司市值高度相关
股改完成后，何氏家族所持股份获得法律上的确认，意味着其利益与上市公司的业绩乃至市值密切相关。因此提升股价、增加个人财富，成为美的电器实施市值管理策略的根本动因。
美的电器“红帽子”的身份是长期困扰何氏家族最大的“隐忧”。1968年，何享健带领23位顺德北镇人集资5000元创办一家生产塑料瓶盖的小厂，这就是美的前身。上世纪80年代美的进入家电业，1992年实行股份制改造，1993年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成的上市公司。由于当时上市法规的限制，股份公司的发起人和第一大股东由国有背景的北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担任，持股52.5%，而何享健等创业者只持有22.5%的内部职工股。
从1999年开始，美的管理层逐步从北滘镇政府手中收购美的电器股权，并开创了国内上市公司实施MBO的先河。1999年6月，何享健间接持股60%、以何享健之子何剑峰为法人代表的顺德开联实业从北镇经济发展总公司手中收购了3432万股法人股，成为美的电器第二大股东，占股7.98%(目前为4.13%)；2000年4月，公司管理层和工会共同出资组建了壳公司—顺德市美托投资有限公司(美的集团前身)，由法定代表人何享健间接持股55%，该公司分两次协议收购北镇政府下属公司持有的美的电器法人股，占总股本22.19%，成为第一大股东。
但是，美的电器的MBO一直面临着法律风险。首先，在其实施MBO之时，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等主管部门尚未对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转让工作进行规范，而2000年中期国务院紧急叫停国有企业MBO以后，对已实施MBO的企业法律界定不明。比如美的集团第一次受让股权价格为每股2.95元，第二次受让股权价格为每股3元，均低于美的电器每股净资产4.07元，不符合此后出台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转让规定。其次，实施MBO时，何享健等管理层的资金并不充裕，因此采取了变通的实施方法：股权收购款的10%以现金方式缴纳首期，其余90%通过分期付款方式解决；在股权收购协议签署后，美的集团立即将该股权全部质押给当地信用社，获得贷款3.2亿元，用于支付其余股权款。也就是说，美的电器大部分MBO收购资金是通过上市公司的股票质押获得的，而根据《贷款通则》等规定，借款人不得将贷款用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据媒体报道，2004年审计署还专门针对美的MBO过程进行了审计。因此，何氏家族获得的股权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MBO后美的电器的业绩不但没有出现明显增长，反而出现了下滑。数据显示，2001年美的电器净利润同比下降11.68%，净资产收益率也从2000年的14.7%下降到2001年的12.01%。不仅如此，美的电器自1999年起连续4年采取派现的分配方式。显然，派现而非送股的方式无法提高股票的流动性，也无法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但是为大股东解决资金问题提供了便利。
在股权控制并不稳定的情况下，何氏家族通过上述关联交易方式强化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并利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优势帮助美的集团发展其他产业，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些做法降低了美的电器的利润率和市场价值。数据表明，美的电器的市盈率水平一直较格力、海尔低20%左右。
因此，对何氏家族来说，股改不仅使所持股份获得流通权，更重要的是，通过支付对价，其所持股份在法律上获得明确认可。进而，其作为股东的利益、财富与上市公司的业绩、市值前所未有地一致，这种一致性成为何氏家族推进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最大推动力。在2007年2月5日美的电器组织的首次分析师见面会上，何享健针对资本运作的总体规划明确表态：美的电器将是美的集团最主要的产业平台和资本平台，白色大家电将全部整合到美的电器，美的电器市值增长是大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取向。
激进推行市值管理战略
为了提升公司业绩、做大公司市值，除了注入相关的白电资产外，何氏家族还采取了管理层激励、优化资产结构、引入高盛、积极改善投资者关系等一系列措施。数据表明，美的电器市值管理战略取得了明显效果，自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30日，按复权价格计算，美的电器股价涨幅达768%，是格力电器同期涨幅的约2倍、青岛海尔的2.5倍；而何氏家族的财富更暴涨至66.23亿元，较其在2006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18亿元的财富值增加了368%。
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计划
2006年11月14日，美的电器公布股权激励草案，授予高管5000万份股票期权，占总股本7.93%，行权价10.8元。行权条件和方法是：如果美的电器2006年净利润同比增长不小于15%，而且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小于12%，则授权日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初行权20%，授权日第三年也就是2009年初行权40%；授权日第四年也就是2010年初行权40%。股权激励的对象完全是职业经理人，并不包括何氏家族成员。
利用资产重组优化业务结构，
令盈利与估值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2006年11月底，美的集团向美的电器注入合肥荣事达洗衣机、合肥荣事达冰箱、合肥荣事达美的电器营销公司的股权资产，提升了美的电器的盈利水平。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由于消费升级带动需求增长，冰箱和洗衣机行业正处于恢复性增长的景气高峰期。荣事达拥有年产120万台冰箱、60万台全自动洗衣机和70万台双桶洗衣机的产能，而且开始发展高端的美的品牌冰洗产品，加上同处顺德的科龙电器前两年失势让出部分冰箱市场，美的电器的冰洗业务有良好的市场机会。美的集团将处于良好上升通道的冰洗业务注入上市公司，拓展了美的电器的盈利空间。财务数据表明，所注入资产2006年1-7月的利润率为2.75%，高于美的电器2006年中期的2.6%；净资产收益率为19.91%，远高于美的电器的9.78%(表3)。
引入高盛作为战略投资者
2006年11月21日，美的电器宣布已与高盛全资子公司GS Capital Partners Aurum Holdings签署《定向发行协议》，拟对其按9.48元每股现金定向增发7560万股，锁定期三年。
从公司财务状况分析，美的电器负债率一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而且新购的荣事达冰洗业务负债率也高达86%，造成公司整体负债水平攀升。引入高盛后，美的电器获得募集资金7.166亿元，如果以所募资金的27.9%偿还短期借款，可降低负债率1.8个百分点，并减少利息支出1223万元；如果以所募资金的72.1%完全偿还有息票据负债，可减少利息支出3163万元，并降低负债率4.6个百分点，可大大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
更明显的后果是，高盛的入股提升了机构投资者对美的电器投资价值的认可度。在高盛宣布入股后，QFII对美的电器大举增仓。统计表明，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美的电器已成为QFII第一重仓股，在其前十大非限售股股东中，6家QFII持股市值合计20.09亿元。除瑞士信贷和摩根士丹利外，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耶鲁大学、高盛公司、富通银行等均出现在公司前十大股东中。
改善投资者关系
2006年之前，美的电器一直难以进入机构投资者视线，这跟管理层与流通股东沟通不够顺畅不无关系。自2005年起，何享健一改以往的低调风格，多次宣扬美的集团的企业文化和发展战略，尤其是2010年将实现销售收入1000亿元的宏伟蓝图，传递出十分明显的希望得到各界认可的信号。
2007年2月5日，美的电器组织了首次分析师见面会。董事局主席何享健、董事局副主席美的电器总裁方洪波、副总裁压缩机事业部总经理蔡其武、董事中央空调事业部总经理张权、家用空调事业部总经理李东来、董事栗建伟、董事黄晓明以及财务总监赵军悉数到齐。2007年3月，美的电器还公布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和自查报告。
分析结果显示，美的电器市值管理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自2006年1月至2007年4月，按复权价格计算，美的电器的股价上涨了768%，而同为白电行业龙头公司的格力电器和青岛海尔的同期涨幅分别为393.74%和307.22%。2005年末，美的电器的市盈率仅为10.17倍，比海尔的13.28倍和格力的13.23倍远为逊色；而2006年末格力的市盈率已经达到19.57倍，已超过了格力的18.76倍，到2007年第一季度末，美的的市盈率迅速攀升到46.49倍，远远超过格力的33.54倍，而与具有整体上市概念的青岛海尔的57.1倍接近(图2)。
2007年5月16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宣布成分指数调整，美的电器自2007年5月28日起被调入成本股样本，这是美的电器自2001年被剔除出成分股后的重新回归，也使其成为第一家被剔除后又被重新纳入成分股的公司。根据《新财富》500富人榜，截至2006年底，何享健家族以财富18亿元排名第199位，而截至2007年4月30日，何氏家族的持股市值已暴涨至66.23亿元，可列500富人榜第31位。
短期市值管理目标过高，
难符长期发展利益
何氏家族对美的电器的市值目标有短期化迹象，而制定的短期净利润目标高于其他行业龙头企业，可能会对其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美的集团增持美的电器过程中，从开始买入当日的开盘价6元上涨到买入结束日的收盘价9.3元，共耗资10.8亿元。据有关报道，这大大超出了何享健原计划的5亿元。因此，美的电器的股价快速上涨将有助于美的集团尽快摆脱成本区。其次，白色家电行业集中度在不断提升，注册企业数量与市场活跃品牌持续减少，强势企业并购整合弱势企业的趋势日益明显。何享健曾表示，美的电器作为集团的资本平台，今后不但将陆续整合集团业务，还将加强在国内外资本市场的运作。无疑尽快做大市值，有利于美的电器低成本并购和扩张。最重要的是，从市值管理战略的具体目标—管理层激励计划所制定的业绩指标来看，美的电器针对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两项指标—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作出了远超过竞争对手格力电器和青岛海尔的限定：2006、2007年净利润增长达到15%以上，而格力电器和青岛海尔的目标仅为10%；2006、2007年净资产收益率必须达到12%以上，青岛海尔的目标仅为8%，格力电器并未作出限定(表4)。
管理层实现短期目标的愿望较强
美的电器股权激励的对象共有19人，全部为何氏家族之外的职业经理人。总裁方洪波1992年加入美的电器，2005年8月起担任美的电器董事局副主席和总裁职务；其余激励对象也大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加盟美的。从美的电器所宣扬的企业文化来看，其最看重的是“开放和多元”，这有利于促进家族企业内部的协调运营，灵活地把握商机，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稳健性偏弱、管理层职业经理人心态较重的缺陷。
2006年报显示，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年度报酬总额仅为626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董事的报酬总额为200万元，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总额为350万元。另一方面，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美的电器三年内将授出5000万股期权，按照2007年4月30日美的收盘价37.28元计算，总价值18.64亿元。在行权价格仅为10.80元的情况下，确保完成目标净利润增长率对管理层的意义不言而喻。
短期净利润目标压力较重，实施策略隐含风险
美的电器制定的短期净利润目标高于其他行业龙头企业，这可能会对其长期发展战略产生不利影响。首先，美的电器的产品竞争力一直略显不足，过高的短期净利润目标可能会进一步拉大与竞争对手的差距。从产品结构分析，其主要产品包括家用空调、商用空调、家用空调压缩机业务，2006年底又注入了荣事达的冰箱和洗衣机50%的股权，其中，家用空调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的70%以上，占销售利润的65%以上，是最核心的业务。但是，无论在销售收入还是单台利润率方面，其家用空调业务都逊于格力而居行业第二位。根据公司公告及中华商务网统计，在2006年家用空调市场，美的电器实现销售收入106.81亿元，占内销市场份额约20.4%，而格力实现178.56亿元，占25.2%；美的电器2006年空调销售平均单台价格为1679元，而格力为2201元，比其高出30%以上。
更重要的是，格力电器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能力，有雄厚的技术积累。而美的电器主要通过合资的方式购买核心技术，虽然注重产品开发，但缺乏深厚的技术积累，在提高品质和降低成本方面的技术投入相对较少，比如虽然美的电器和东芝合作在压缩机领域获得不错的盈利，但是商标协议、专利协议等限制了美的电器对研发的投入和人才的积累。短期过高的市值管理目标很有可能会削弱管理层对产品品质方面的关注，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和积累力度不足，美的电器管理费用率较低并不断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美的电器近年来一直采用以增加投入和产能带动盈利增长的业务发展战略，可持续性较差。公司的家用空调业务已在国内顺德、芜湖、武汉三地四厂形成了1300万台的产能布局，2006年新增了林港工业园100万台OEM的空调产能，商用空调已形成30亿元的年产值，压缩机合资公司具备约1200万台的产能。假设美的电器2006年仅为2.5%的销售净利润率在2007年、2008年保持不变，要想满足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5%的股权激励条件，就必须使2007年和2008年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不低于231.6亿元和266.3亿元。根据年报，2007年度，公司计划用于家用空调的新增产能资金投入为2-3亿元，用于冰洗业务的资金投入为3-4亿元。但是，中国白色家电市场的技术与资金壁垒较低，产能增长过速，空调、冰箱、冷柜及洗衣机等产品均供给过剩，生产与经销环节库存积压持续高位。中华商务网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空调总产量5479万台，同比增长3.4%；总销量5334万台，同比微增1.9%，但年末行业库存1082万台，创历史新高。在核心技术缺失、产品同质化的情况下，美的电器试图通过扩大产能，利用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增加利润的做法，将会进一步加剧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与此相应，市场监测机构公布的销售量数据与公司财报显示，美的电器的空调业务产品毛利率一直呈明显的下滑态势，趋于向行业平均水平接近(表5)。
最后，美的电器尚难摆脱家电行业普遍的降价盈利模式，美的管理层要实现销售收入增长从而完成利润目标，仍然不得不采取价格战的方法争取市场份额。2007年第一季度，美的电器空调销量同比增长53%，但均价下降19%；压缩机销量同比减少11%，均价亦有11%的降幅。相比而言，格力电器基于技术、质量管理为基础的竞争能力不容易被竞争对手模仿，较高的品质得到用户认同，愿意为此支付较高的价格，从而能保持较高的产品盈利能力。格力电器2007年第一季度空调销量同比增长53%，而均价也提升了4%。
我们认为，竞争激烈的中国白色家电行业正处在产业升级的前期，美的电器要想成为真正的行业龙头，不应在利润率水平不断下滑的情况下追求利润总额增长，只有改善产品结构、增加高端产品比重、从而提升价格水平才是提高利润的正确途径，而美的电器过高的短期盈利目标与之背道而驰。
高净资产收益率目标或将伤及产业链
在制定股权激励方案前的2005年和2004年，美的电器的净资产收益率仅为12.48%和12.24%，而在方案制定的2006年达到了14.51%。美的电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通过对格力电器和美的电器财务报表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美的电器的做法带有一定风险性。
杜邦分析法表明，格力电器的净资产收益率一直比美的电器高出5个百分点左右。在二者总资产收益率相近的情况下(2006年分别为3.93%和4.06%)，格力电器的权益乘数为5，而美的电器为2.78，这是格力电器净资产收益率高于美的电器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权益乘数较高的企业，其支付能力和现金流量状况相对较低，但是详细分析格力电器和美的电器的资产债务结构就可以发现，格力电器的支付能力和现金流量状况强于美的电器。
首先，格力电器的现金占总资产的比例比格力电器略低，但应收票据占总资产的比例远高于美的电器。由于应收票据都是银行承兑汇票，具有很强的支付能力，因此格力电器的支付能力实际上远强于美的电器。其次，格力电器从上游获得的商业信用(包括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52.78%，而美的电器为48.60%，格力电器从下游获得的商业信用(预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为20.07%，而美的电器为2.67%。二者合计格力电器获得的商业信用为72.85%，而美的电器为51.27%。格力电器获得的商业信用构成其非常重要的现金来源。不仅如此，格力电器净营运资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0.40%，而美的电器为1.26%，说明格力电器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不需要自己增加运营现金投入，甚至还能产生现金。由于美的电器的营业利润率只有3.24%，如不改变现有的资产运营效率，增加收入产生的利润将被运营资金增加所吞噬，而且还必须增加现金投入才能维持收入的增长(表6)。
我们发现，从2006年起，美的电器也有效仿格力，增加占用产业链资金的迹象。《新财富》曾用(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销售收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流动资产这两个指标来分析家电零售商对资金占用的能力(参见本刊2005年9月号《国美苏宁类金融生存》)。因为家电生产企业还存在着大量的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也就是说，它们在占用其他企业资金的同时也在被供应商和经销商占用资金，因此，有研究者认为综合衡量家电生产企业占用资金能力的指标用〔(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销售收入更为科学。数据表明，2005年，美的(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销售收入仅为21.96%，而2006年上升到31.68%，即使用后者计算，(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销售收入也从13.63%提升到19.11%。
但是，格力电器之所以能够占用上下游资金，主要是倚仗产品的强势地位、坚持内销业务先收全额货款再发货的结算方式，而美的电器对下游经销商的控制力不如格力，因此预收账款比例并不高，2006年比2005年还有大幅下
❷ 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怎么样
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9月13日，法定代表人：何华先，注册资本：1,100.0元，地址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山根大坑环山路东面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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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试述清代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什么字吊了的贡献
张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号啬庵，汉族，祖籍江苏常熟，生于江苏省海门厅长乐镇（今海门市常乐镇）。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国棉纺织领域早期的开拓者。他创办我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的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謇[jiǎn]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69年科举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来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孙云锦。 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蟾宫折桂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兴办实业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张绪武说。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终于来临
张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中国士大夫阶层一向耻于经商，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后来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 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
教育为民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8年，交通部决定在上海恢复上海航务学院建制，随委托上海海运局负责教室校舍等基础设施筹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学校正式开学，并命名为上海海运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张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身后赞誉
张謇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海门的张謇”。
❹ 何氏眼科中签率
何氏眼科公布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为0.0175675132%，申购倍数为5,692.32530倍
拓展资料：
1.由于申购新股的资金一般大大超出新上市公司计划募集的资金，所以需要通过随机的方式在所有申购的资金中分配股份，以保证申购的公平性。沪市规定申购单位为1000股，每一账户申购数量不少于1000股，超过1000股的必须是1000股的整数倍；深市规定申购单位为500股，每一账户申购数量不少于500股，超过500股的必须是500股的整数倍。每一个有效申购单位对应一个配号。通过随机分配的方式决定中签的配号（即申购成功的申购单位）。则中签的申购单位与参与申购的有效申购单位总额的比率就是申购的中签率。
2.中签率就好比是彩票的中奖率一样，由于申购新股的人和钱比较多，但是发行的额度有限，又不可能做到人手一股，所以才进行摇号。其过程是按照每1000股来申购的，所以每1000股为一个申购单位并会获得一个申购配号，然后会来一个抽号，投资人对照号码，有的则为中签，没有的就没中。用发行量（股）/有效申购量（股），就会得到该新股发行的中签率了。中签率越低中签的可能性就越小。
3.基金跟新股有所不同，新基金发行可以做到人人有份。中签率的计算方法同上，假设中签率为10%，那么你投资10000，就会有1000可以成功购买到该基金，依次类推。
4.优先申购流通市值最大的一只个股，中签的可能将更大；由于大家都会盯着好的公司申购，而一些基本面相对较差的股票，则可能被冷落，此时，中小资金主动申购这类行业较不受欢迎的、预计上市后涨幅较低的品种，中签率则会更高；选择申购时间相对较晚的品种，
❺ 何氏水产集团是否已上市
何氏水产集团没有上市。
广东何氏水产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总部位于素有"鱼米之乡"美誉的珠江三角洲腹地，坐落在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国家5A景区西樵山下，与万亩桑基鱼塘相毗邻，是集淡水鱼养殖、研发、收购、暂养、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何氏水产主营水产品有桂花鱼、鲈鱼、黄骨鱼、回鱼、生鱼等品种，设有质量检测中心、分级筛选、循环水质处理、低温暂养、自动化包装生产车间。通过“公司+农户”，带动上游合作农户超过1.8万户，带动水产养殖面积超过3万亩。
配备系统化运输供氧设备和大型冷链车队，销售网络遍及北京、上海、福州、南京、郑州、西安、昆明、成都、长沙等国内25个省50多个城市，带动下游1000多个经销商，200多个水产批发市场和600多个超市及社区，年带动交易量超6万吨，带动产值超20亿元。
❻ 张骞1876入了什么幕府
张謇[jiǎn]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1869年科举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来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孙云锦。 1876年（光绪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吴长庆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1880年（光绪六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1882年（光绪八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势力扩张。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强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 1884年（光绪十年）随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 张謇
长庆病故，离开庆军回乡读书，准备应试。 1885年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894年（光绪20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考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衔。1909年被推为江苏咨议局议长。1910年，发起国会请愿活动。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起草退位诏书，在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1914年兼任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走上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岁。
编辑本段生平细述
早年求学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张謇出生于江苏通州(今南通)海门常乐镇。张 张謇
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后被称“四先生”。张家世代务农，直到张謇的父亲张彭年时，才在务农之余兼营一个制糖的作坊。 张謇4岁时启蒙，5岁入塾，清咸丰六年（1856年）张謇4岁时，由父开始教识《千字文》。5岁时因背诵《千字文》无讹，父令随伯、仲、叔三兄入邻塾，从海门邱大璋先生读书。聪慧过人，但是张家祖上三代没有人获得过功名，也就是所谓“冷籍”。当时科举规定，“冷籍不得入试”。12岁时，謇父自辟家塾，延请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读其三子。14岁时，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负笈往西亭，从效祁先生的从子宋琳先生读书，膳宿其家。为了取得应试资格，张謇15岁时由他的一位老师宋琛安排，结识了如皋县的张家。张家同意张謇冒充自家的子嗣报名获得学籍。同治七年（1868年）16岁时，由于祖上是三代没有功名的冷籍，为了走上科举正道，经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县人张铨儿子张育才的名义报名注籍，经县、州、院三试胜出，得隶名如皋县学为生员。同治八年（1869年）张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从此如皋县张家开始用冒名一事来要挟张謇，连续索要钱物，最后索性将张謇告上了公堂。这场诉讼延续数年，令张謇十分狼狈，家道也因此困顿。 从16岁中秀才到27岁之间，张謇每两年就去江宁参加一次乡试，先后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鲜发生了“ 壬午兵变”，张謇随吴长庆到了汉城，他所撰写的政见和议论很快传回北京，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引起了高层官员的注意，并受到了光绪的帝师、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的赏识。翁同龢在政治上与慈禧不和，拥护光绪掌权，正需有人充实阵营，从此不遗余力地提携张謇。北洋大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之洞都给争相礼聘，邀其入幕，但张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张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继续攻读应试。这大约是一个旧时读书人内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顺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张謇终于在乡试中考中了第二名举人。此后张謇开始参加礼部会试，向科举的最高阶段进发。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心灰意冷的张謇因父命难违，第五次进京应试，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将他改为第十名。4月殿试时翁同龢的提携之心已经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着等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之后，便劝说其他阅卷大臣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并特地向光绪帝介绍说：“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于是张謇在41岁的时候，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职。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已经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个年头，进出科场20多次，直接耗费在考场上的时间合计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与荒诞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状元的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当天的日记中几乎没有兴奋之情。喜讯传到家乡不久，他父亲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这似乎预示着他终将与仕途无缘。 张謇曾言：“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销假，正值“百日维新”，恩师翁同龢被罢官，心知官场险恶难测的张謇，决心远离官场，走上实业之路，“三十年科举之幻梦，于此了结。”
随军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謇前往南京投奔孙云锦。光绪二年（1876年）夏，应淮军“庆字营”统领吴长庆邀请，前往浦口入其庆军幕任文书，后袁世凯也投奔而来，两人构成吴长庆的文武两大幕僚，参与了庆军机要、重要决策和军事行动。光绪六年（1880年）春，吴长庆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见，张謇随同前往。同年冬，吴长庆奉命帮办山东防务，张謇随庆军移驻登州黄县。 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派遣军舰进抵仁川，吴长庆奉命督师支援朝鲜平定叛乱，以阻止日本借机发动侵略战争。张謇随庆军从海上奔赴汉城，为吴长庆起草《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政论文章，主张反抗侵略，对外持强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领潘祖荫、翁同龢等的赏识。光绪十年（1884年）吴长庆奉调回国，驻防金州，袁世凯则留朝鲜接统“庆字营”。不久吴长庆病故，张謇离开庆军回归故里，继续攻读应试。
蟾宫折桂
张謇从16岁录取生员起，中经18岁、21岁、23岁、24岁、27岁前后5次赴江宁府应江南乡试（俗称南闱）均未中试。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33岁，因孙云锦官江宁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转赴顺天府乡试（俗称北闱），才取中第二名举人，俗称“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声名渐著，成为“清流”着重延揽的对象，但此后张謇四次参加会试均遭失败。 从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荫等对张謇就有了提携之意，特别是“期许甚至”、“荐而不中”，几次误把他人卷子认作张謇而取中会元，更说明了提携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试时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张謇34岁应礼部会试不中；37岁赴会试，试卷为无锡孙叔和所冒，孙中而张落；38岁应会试，场中误以陶世凤卷为张謇卷，陶中“会元”而张落第；40岁赴会试，试卷又被武进刘可毅所冒，刘中会元而张又落第。） 光绪十三年（1887年）张謇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协助治河救灾，并拟订《疏塞大纲》。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又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崇明瀛州书院、江宁文正书院、安庆经古书院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辰设恩科会试，张謇奉父命再次进京参加礼部恩科会试。二月，礼部会试，取中第六十名贡士；三月，礼部复试时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师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试时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张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评阅后，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阅卷大臣的工作，把张謇的卷子定为第一，还在光绪帝引见时，特地介绍说： “张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张謇得中一甲一名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兴办实业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促使帝后两党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拥戴光绪帝，好发主战议论，其主要抨击目标为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实际上都是借以冲击主和的后党，企图为虚有“亲政”其名的皇帝争取若干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由于历史渊源和政见相近，很快就成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门”弟子中的决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之际，张謇因父丧循例回籍守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奏派张謇举办通海团练，以防御日本海军随时可能对长江下游的侵犯，由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落败并签订了《马关条约》，通海团练半途而废。同年底，加入康有为组织的上海强学会。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陆润庠、丁立瀛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与陆润庠分别在南通和苏州创办了大生纱厂与苏纶纱厂。 大生纱厂最初确定是商办，张謇试图通过官招商办、官商合办来集股筹款，但收效甚微，筹集资金十分有限。张謇无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寻求援助，1896年11月，张謇通过曾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商务大臣的刘坤一，将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搞“洋务”时用官款向美国买来办湖北织造局搁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经锈蚀的官机40800锭，作价50万两入股，作为官股，恰在此时，以官督商办及官商合办形式垄断洋务企业的盛宣怀也正要买机器，便把这批机器与张謇对分，各得20400锭，作价25万两官股，另集25万两商股。官股不计盈亏，只按年取官利，因而变成“绅领商办”性质。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纱厂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闸陶朱坝破土动工，次年大生纱厂建成投产。经过数年的惨淡经营，大生纱厂逐渐壮大，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该厂增加资本63万两，纱锭2万余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镇（今属启东市）创办大生二厂，资本1 张謇（前排右三）与暨南学生合影
00万两，纱锭2.6万枚。到宣统三年（191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已经共获净利约370余万两。1901年起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在吕泗、海门交界处围垦沿海荒滩，建成了纱厂的原棉基地－－拥有10 多万亩耕地的通海垦牧公司。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张謇又在唐闸创办了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厂，资生冶厂等，逐渐形成唐闸镇工业区，同时，为了便于器材，机器和货物的运输，在唐闸西面沿江兴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后，天生港又兴建了发电厂，在城镇之间，镇镇之间开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为当时南通的主要长江港口。19世纪末近代经纺工业的出现，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换为主转为生产为主，南通成为我国早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地之一。 发展民族工业需要科学技术，这又促使张謇去努力兴办学堂，并首先致力于师范教育。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张謇应两江总督刘坤一电邀赴江宁讨论兴学之事，刘坤一赞成，而藩司吴、巡道徐、盐道胡阻挠。张謇叹息不已，乃与罗叔韫、汤寿潜等同人筹划在通州自立师范，计以张謇从任办通州纱厂五年以来应得未支的公费连本带息2万元，另加劝集资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师范择定南通城东南千佛寺为校址开工建设，翌年正式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师范学校，它的建设标志着中国师范教育专设机关的开端。 张謇还是晚清时期立宪运动的领袖，曾主持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在民国任工商部长时，他指出过去的措施，在“无导民兴业之心”，卒之糜费而乏效果。今后部办企业，概行停罢，悉听民办。 他生前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举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和教育文化事业。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的母亲金氏，原籍东台。清末明初他在母亲的故里东台也举办过不少企事业，对东台的地方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如于民国8年（1919年），在东台独资创办一所师范学校，取名“母里师范”。校址在台城东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余间。其创办的东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旧址至今保留在东台市玉带桥边。 张謇除在通海、盐阜等地区围垦大片土地、开办盐垦公司外，在东台县境曾和他的哥哥张謇 （号退庵）共同办过大赉（民国6年设于角斜）、大丰（民国7年设于西团）、通遂（民国8年设于沈灶）、中孚（又称通济，民国8年设于潘家 ）等5所公司。这些公司投资多的超过百万元，少的数十万元，垦地数十万亩。 废灶兴垦，发展棉植，解决了办纱厂所需要的原料。民国3年（1914年）张謇还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门口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一所，建房80余间，占地30亩，雇工进行毛巾、藤器、缝纫等项工艺的生产。民国8年张謇还将上海人招股筹建的东台荣泰电气公司承购下来，改名为东明电气公司，并增加股金，添置机件，于当年秋开始发电，解决了大街与一些用户照明的困难。光绪30年(1904年），张謇创办了南通大达轮步（步即局），先开辟了外江航线，以后又组成了大达轮船公司，在苏北内河开辟航线。开泰-东-盐班，每日对开一次，循运盐河由泰州至东台，再由东台循串场河至盐城。后来在东台设有分公司，沿线集镇均设有轮船站，代办货运、客运，发展了东台与各邻县的水上交通运输。
黄金时代
因为张謇是状元出身，大生纱厂早期的棉纱产品使用“魁星”商标，下设有“红魁”、“蓝魁”、“绿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产品线。商标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的形象。投产后的第二年，大生纱厂得纯利5万两；第三年得纯利10万两；到1908年累计纯利达到190多万两。 在大生纱厂经营好转之后，集资招股的问题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指控张謇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大生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册，并且取得了“百里之内二十年不准别家设立纺厂”的专利权，张謇的社会威望也与日俱增，成为各派争相延揽的人物。 “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张謇的理念决定了他事业的规模，当时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赢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赢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总计从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间，大生两个厂的利润有1000多万两。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 据《南通县图志》记载，1920年，唐闸人口近万户，已接近5万人。通扬运河沿岸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人看到过当年国外发行的世界地图，中国许多大城市都没有标出，却在南通方位赫然印着“唐家闸”三个字。一个弹丸小镇因为一个叫张謇的人，进入了世界的视野。 此时，大生已拥有纱锭13.7万多枚，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即便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曾发出过这样的通告：“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须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与政治共舞
虽然张謇从商之后，大部分时间都用于经营，却很少有人简单地把张謇称为“商人”。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政治和社会声望实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无大权，也无巨富，但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所以被称为“绅商”。用今天的视角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职业经理人兼公益家。 像这样一个中国早期商业经济领域教父级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发言，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张謇一直是帝党成员，主张君主立宪。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他迅速地转向共和，剪掉辫子，日记换成阳历，并且受孙中山邀请担任实业总长。政治立场的迅速转变为他引来争议：是否有政治投机之嫌？ 作为前清状元和帝党成员，张謇在武昌起义刚刚打响的时候曾经找到当时的江苏总督，希望把革命镇压下去。这时他并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代价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的立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稳定。市场是他们的命根子，这时候，张謇对于国家的关心已经从效忠君王转移到对市场稳定的维护上来了。 但很快社会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革命成为一种时尚。张謇是个有着清醒头脑的人，一旦看到趋势无法逆转，他务实的一面就出来了。 他务实的态度就是：顺应共和，但并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尽早结束动荡，维护市场稳定。他务实的政治选择就是：第一，和孙中山见面，应孙之邀担任民国内阁实业总长；第二，选择支持拥有军权的实力派人物袁世凯。 今天的历史教科书倾向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来概括孙中山的立场，但在当时的商人眼中，孙中山却未必完全是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中带有部分公有制和共产主义色彩。很多年以后，张謇之孙、出任过南通副市长的张绪武翻看祖父的日记，发现里面记述了他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会面，对于孙中山，张謇的评价是四个字：不知崖畔。“ 崖”即“边际”。这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他觉得孙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设比革命更加困难，以为一革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实际的情况是，当时政令都不能出南京，军饷都发不出来。” 用张绪武的话说，孙中山某种程度上的确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张謇是一个务实之人，他没有掩饰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认为孙中山很难收拾局面，政府虽然成立了，但是很难长久维持。“这种情况下，他更愿意和实力派的现实人物袁世凯合作。 ”张绪武说。 于是张謇离开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凯的阵营。袁世凯将宣统帝逼下帝位时所颁发的《清帝逊位诏书》就是张謇草拟的。孙中山履行承诺，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国内政治似乎出现了升平景象，工商业开始复苏。张謇以为他所追求的统一与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经营企业，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任命张謇为农商总长。但不久袁世凯便下令解散国会，复辟之心初露端倪。张謇曾经劝阻袁世凯，表示解散国会、穿戴衮冕祀天等行为将会诱发新的动乱。到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时，张謇愤然辞职，在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前彻底与袁世凯斩断了联系。
危机终于来临
张謇进入历史视野的身份是晚清状元、弃官从商的中国实业先驱。这个带有转折性的身份蕴涵的内容很多。中国士大夫阶层一向耻于经商，张謇弃官而从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对儒家传统的背离；但是经商之后的张謇又从来没有放弃“尧舜之治”、“圣王之道”的儒家社会理想。张謇生活的时代对商人来说是一个艰难时代。此时的商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没有得到足够的社会权利，也没有好的融资环境和渠道，国家的经济政策仍未走出小农时代的框架，商业活动处处受到牵制。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后来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 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 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 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张謇常说自己一生办事做人，只有“独来独往、直起直落”8个字，“我要去做东家，难有伙计，要做伙计，难有东家。”他一生孤独，最大的精神支撑是内心崇高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状元告别仕途后仍念念不忘的兴国之梦，为了这个梦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 。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
教育为民
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1907年创办了农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属公立中学（即今南通中学）。1912年创办了医学专门学校和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河海大学前身），并陆续兴办一批小学和中学。1909年，张謇创办邮
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船政科，因地处吴淞，曾一度称“吴淞商船专科学校”。解放后，学校改组为上海航务学院。 1958年，交通部决定在上海恢复上海航务学院建制，随委托上海海运局负责教室校舍等基础设施筹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学校正式开学，并命名为上海海运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上海海运学院更名为上海海事大学。1912年，张謇在老西门创办江苏省立水产学校，1913年全校迁往吴淞，故称’ 吴淞水产专科学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学的前身。 1917年，张謇支持下，同济医工学堂（同济大学的前身）在吴淞复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学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学前身是南京师范高等学校，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展为国立东南大学，张謇是国立东南大学主要创建人之一。视职业教育，师范学校的测绘、蚕桑等科发展成为十几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学三校成绩显著，以后各自扩充为专科学校，1924年合并为南通大学。 与近代南通大学有着同源血脉关系的高校还有：东华大学、江苏农学院（后并入扬州大学）、苏州医学院（后并入苏州大学）等。中国的第一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学校（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一部分系科迁入扬州成立扬州师范学院）及中国第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聋哑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国内第一所博物馆——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军山气象台。此外还陆续创办了图书馆、盲哑学校等。 张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会长，江苏议会临时议会长，江苏两淮盐总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实业总长，1912年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总长。后因目睹列强入侵，国事日非，毅然弃官，全力投入实业教育救国之路。1918年10月23日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
文革墓毁